列宁曾经说：“对我们而言，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之中，电影是最重要的。”无论是在文学艺术还是建筑科学领域，伟大的俄罗斯民族都曾以她健硕而明亮的气魄向世界宣示她的辉煌。直至今天，由早期俄罗斯电影的起步，经历苏联电影的顶峰，唤起解体后的新一轮回潮。这个民族秉承的文化理念及其对于这一信念的执着，早已深深植根于她丰盈的人文艺术土壤之中。 带着鲜明的反好莱坞色彩的苏联电影，往往以她独特而狂野的爆发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电影艺术家们的风格取向，甚至亦曾在某种程度上让好莱坞低下他趾高气扬的头。1934年的《夏伯阳》在恰巴耶夫宁静浪漫又松弛有致的蒙太奇里，将一战东线的战士、群众、和领袖，将战争与生活间的情谊、血泪和遗恨统统囊括进镜头。三四年的中国电影正处于变革时期，当左翼与反动派之间的硝烟弥漫成各大电影公司的风云，依傍我们彷徨无措的文化疆域的寒北，早已亮出她果敢的胆识与气魄，追随她坚定的历史英雄与民族皈依。 《夏伯阳》实在是太好看了。政委、红白党勤务员、农妇阿娜等扁形形象，与夏伯阳一言难尽的圆形人物塑造碰撞时的那种戏剧火花，恰到好处的沉默与利落淡去的画面剪辑，是我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电影中不曾看到的全局掌控力。苏维埃民族对于电影的狂热或者崇敬，正如他们所赋予民族文学那饱满苍凉又果敢睿智的理性精神那般，是从来不会过时的底蕴，亦是其他天朝临摹不来的真金。 影片中的夏伯阳豪爽霸道、勇敢又深情，眼神犀利，整齐的大胡子为他的严厉平添了些许调皮。这位毫无阶级觉悟的师长却有着震慑四方的威信与惊人的群众公信度。一言以蔽之，了不起的性情中人。他与政委之间，那由荣誉归属权引发的争吵，到而后诀别时刚健真挚的紧紧拥抱，将这个人物有别于那动不动就把枪要“枪毙了那小子”的莽夫习性的另一面，细腻而温柔地映照出来。他的勤务兵与农妇阿娜之间的爱情，由最初那含糊不清、暧昧又消极的推让，随着战争磨难逐渐拧成了坚贞不悔的革命之爱，迸发出俄罗斯妇女热情能干的光芒，荡漾开俄罗斯小伙低沉悠扬的吟唱。 白党的勤务兵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胡子爬满了半张脸的大叔，兢兢业业地奉献着自己的忠实与诚恳，却在兄弟被刑罚致死之后心如死灰。片中有一场戏，白党的司令员双目紧闭，陶醉在自己弹奏的钢琴曲中；他身旁的勤务兵踩着抹布握着拖把，小心翼翼地挪动几个舞步。有人说这喻义着资产阶级的高雅建立在劳动人民的痛苦之上。尽管该片的政治意义和红色思想都宣扬到了一种境地，但我总觉得它由成熟的表演与台词所营造的那份真实感，使得这政教意义寡淡了几许。只是那苦痛的老兵满脸泪痕的哭诉，刻进黑白的胶片里，长久地印在了我的心中。 片中的音乐实在是太美了，那是单单只属于俄罗斯民族的宝藏。年轻的小伙们在战争的苦痛中面带倦容，火光映出那奄奄一息的幸福幻想。沉入进黑暗的俄罗斯夜晚，在那如手风琴般相交相融的多声部副歌里，奢求着能在黎明之间搭建起梦的轮廓。四起的祥和里，夏伯阳坐到他的勤务兵身边，看看他和阿娜，低着头说：“你们可真幸福啊。年轻，年轻人以后的日子长着哪。等仗打完了，再把婚一结……谁都愿意享受幸福啊。谁又愿意死呢？”是啊，谁都想幸福，但是战争，这永不休止的战争，又怎是除去那血肉堆砌的大坝能拦得住的。谁也不想死，即便是他无所畏惧的夏伯阳。 可是一战中的世界，或许正如普希金写到的那般，没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静。 就连那后者，也须由多少个民族的悲壮豪情来铺就！ 看片子的时候我时不时想起一些我很喜爱的军事家，比如曹操，比如辛弃疾。夏伯阳的身上有着那么多与他们相似的闪光点，只是他对于知识分子的鄙视、对于阶级觉悟与思想理论的无知，成为他别具个性的可爱之处。他是个农民，也是个师长，他的战场与牺牲注定要比他人来得更加猛烈亦更加彻底。右臂受伤的夏伯阳单手在冰冷的河水里前行，扫射的子弹在周身激起飞溅的花。他说没道理的，不可能抓到我的。却终究在家乡的血液里沉淀安眠。我总是想着，如若导演不以这样纪实的方式结束掉老顽童的生涯，那么当晚年的夏伯阳在子午失眠的记忆里，抚摸起当年扛起的步枪炮筒，是否也当是辛弃疾那般沧海桑田之后，满腔的热血豪情化成追忆与天命之恨。 英雄苦短，盛世不再。无论是对于我还是对于这个时代，苏联电影曾带给六零七零的那份空前绝后的感动与共鸣，是终究再难体会，甚至早已被时下平民到贱民的流行文化所不齿了。而我却依旧保守着这份遗憾，企望着能有一天，当人生的阅历与品读再垫高脚下几步台阶，能有幸望见——仅仅是望见，那份篆刻在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中的永恒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