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政治律条与自身信念的冲突，我们当何去何从？托马斯·莫尔，十六世纪的英国士人，他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中国士子们有着多么相似的人生和命运：忠君奉上，却罹患遭忧；身死斧钺，但有文章千古。他因反对亨利八世加强专制（其所谓的“暴政”）而被诛，作为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牺牲者他可谓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而一卷《乌托邦》更足以令其以学者的身份彪炳史册。知识分子之所以可贵，正在于其相对独立于社会的身份与思想，从而可对社会进行前瞻性的思考和相对客观的反思。个人所持的信念，是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本。自然，必不可少的是对自身信念的坚持，甚至迂腐。择善固执，以文弱之身捍卫千秋大义，九死未悔。而政治讲究威权，它需要的是顺服与膜拜，运用“法”“术”“势”，宰割天下，是强者请服。政治不能容忍异见，他天生就是不宽容。因为安稳和秩序是政策推进的路基，容不得半分冒犯和质疑。必须在异见酿成反对势力前铲除该铲除的，镇压该镇压的。对这一点，同样没有商量的余地。于是当政治与书生意气相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如？”命运注定的。双方均无法在安身立命之本上让步，而政治之所以为政治在于它有实实在在的国家暴力，一代代的士人做着飞蛾扑火式的抗争，直到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整部史书的每一寸角落，他们一样是平凡的血肉之躯，和我们一样有着对生命的惶惑与虚无，热情与希冀，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勇敢地直视刽子手凛凛的屠刀，怀着未竟的事业和无限遗憾甘愿为一份区区原则舍弃生命呢？“你喜欢牛头狗，不就是因为它长得好看吗？它们是天生如此的。人也是一样，我不妥协是因为我不想妥协，并非自尊心或是什么，我就是不妥协。”莫尔的这段话就是回答。这就是士大夫所谓的“傲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尊严。彼时他遭到了明确的叛国指控，饱受委屈和世态炎凉，亲友也拒绝理解他的固执，唯一的安慰只有长女玛格丽特（此女本是作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学问的妇人闻名的）。面对朋友诺福克公爵的责备，莫尔几乎是火山爆发地直抒胸臆。一如希腊故事中反抗城邦不合情理的法律，勇敢赴死的少女安提戈涅（这个名字的本意就是“不妥协”）的翻本：“我天生不喜欢跟着人爱，也不喜欢跟着人恨。”高傲和倔强的血液在一代代志士仁人的精神中流传。“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这样看似豪迈爽朗的话却隐含着多少无奈和辛酸。他们果真就是为一时意气所激，或是天生桀骜不驯，发奋抗击而殒身不恤吗？当女儿为莫尔可能因为违背君意而遭祸担心时，莫尔坦言道“我们的本能是趋吉避凶”，表明他无意成为烈士，抛却挚爱的家人和未完的事业，事实上忠于君王的他也无法决心公然对抗朝廷。他为了避祸已经做出很大让步：对于政事始终缄口不言，虽不同意，但绝不说出任何反对之语。但现实比他所想象的更黑暗，更残忍，以至于他无法忍受只能选择站在反抗者的位置。统治者明白他这样一位举足轻重人物的政治影响力，明白他消极的反抗所含的潜在威胁，亨利八世在这个问题上对于这个钟爱的臣子也绝不手软，使莫尔除了妥协别无生路。当他在无可挽回的境况下明言自己对时政的反对时，在他无所畏惧的表情背后是怎样的悲哀。他是被逼无奈啊！士人的气节要求和凡人的个体情感撕裂着他的内心，在选择为士节牺牲的同时他自己也牺牲了难以割舍的一切——政治理想、敬爱的君王、学术研究、妻子爱丽丝和女儿玛格丽特，那些同样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就像女英雄安提戈涅被送往墓穴活埋时也不误悲哀的唱道：“我还没有听过婚歌，没有上过婚床，没有享受过婚姻的幸福或养育儿女的快乐。”细论莫尔所坚持的“正道”，其实他的美政理想从某种程度上是有悖于时代潮流的。在经历中世纪教会压过君权所带来的漫长混乱时期后，欧洲各国纷纷进行改革以加强君主权力，其中激进派进行了宗教改革，直接使本国教权屈服皇权之下。这样的改革也促进了后来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这样看来，莫尔的不合作倒成了螳臂当车的鄙陋之行。相似的情形还发生在古中国的商周之交，两位名叫伯夷和叔齐的隐士对出兵伐纣的武王扣马相谏，遭到拒绝后愤然绝食而死。用历史成王败寇的价值观衡量这两人实在是愚蠢可笑的狂犬吠日之流。但正像伯夷和叔齐成为后世中国士大夫精神楷模一样，托马斯·莫尔也是西方文化史上一尊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在各自的文化中作为清正德行典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世文人在妙手著文章的同时，铁肩担道义。 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现象，粉碎了历史功利主义的评说和流俗市侩解构道德的冷嘲热讽，让每一代在浑浊世风中挣扎的有识之士仍能感受到激励和振奋。是的，那些在当时托身于历史洪流与之沉浮者，高爵显宦不一而足。然而当年的“时代之先”在数百年的岁月变迁后也早成了陈腐不堪之物，当年赖以自持的“进步”也早已是明日黄花，留下的只是史书上一句中规中矩的评价。追逐历史的脚步，却最终讽刺地被历史本身抛在身后。惟有那些有自己一定之规，并不为身边聒噪所动者，才能真正地以他们的独立人格在一代代世人心目中激起深沉而久远的感动，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永垂不朽。历史本就应该是人的历史，而不是朝代或是帝国的历史。身为人道主义者的托马斯·莫尔，也会由衷赞同这句话吧？悲剧之所以令人动容，正因为把毁灭的事物是如此美好。影片极力给我们展现一个个人修养臻于完美的莫尔：他受过良好教育，学识渊博，思维敏捷，能言善辩；为官尽忠职守，清廉正派；处世儒雅和善，使人如坐春风。影片中的许多细节更是不吝笔墨的渲染其德行：对管家马修的小人之行看在眼里，却一向为人隐恶，即使马修曾出卖他他也愿报以理解和宽容；辞官后遣散家仆，莫尔承诺要替众人重新安排职务后再解雇他们，妻子提醒他难以替每一个人安排时，莫尔仍坚持说“会找到的”，竭力想与人方便；遭受指控的那晚他遇见朋友诺福克公爵，一向温和的莫尔故意对朋友出言不逊，使诺福克盛怒之下与之绝交，屏幕前的我们谁看不明白莫尔是想让诺福克与自己划清界限以免惹祸上身呢？司马迁曾经这样描述德行兼美但却命运悲惨的闲人：“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就是莫尔的写照啊！当观者为影片所营造的崇高感深深感染并由衷敬仰的同时，也不由得发出与太史公一般的悲叹：贤者受难，良臣身死，天道何存？然而悲叹是我们的悲叹，对于当事人来说，面对悲剧命运时所能做到的，所能尽力维护人的尊严和高贵的，也就是坦然地接受命运的残酷了。“假如在我们的国家，善良（common sense）会带来幸福，那么百姓就是圣人了。然而现实中，贪婪、愤怒、骄傲、愚蠢，这些要比慈善、谦虚、公正、审思来得更容易。也许我们应该坚定立场，尽管有可能会成为英雄（烈士）。”莫尔这样安慰泣不成声的女儿，与他心灵相通的玛格丽特。君子固穷，达人知命，面对不公和荒谬，能够心平气和的努力去理解，明白自身所执守追求而绝不动摇，不亦君子乎？回望这部影片，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段落，莫过于影片后半段莫尔受指控后饱经世态炎凉，朋友弃绝，船夫们都拒绝搭乘这个“嫌犯”。当莫尔顶着子夜的寒风跌跌撞撞地走回居住地切尔西时，等候已久的玛格丽特飞奔着迎了上去。树杈枯枝在黎明前的幽暗光线中形同鬼魅，父女俩在寒风中瑟缩着的身躯显得如此脆弱和渺小。玛格丽特带来了比冷风更令人心寒的消息：国王下了最后通牒，全民必须宣誓服从宗教改革条令。反对脱离罗马教会的莫尔无疑是不能接受的，这意味着死罪。四面楚歌的情势下，令我震撼的是两人坚定沉着的面容，如同是久历战阵的骑士，即使陷于垓心也从未恐惧动摇。我喜欢这一段的意境，富有东方含蓄深沉的气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剧烈抖动的树叶和衣襟，烘托出情势的间不容发，然而父女俩相互扶持、共赴难关的勇气和果敢，却令四周的阴森在人性的光辉黯淡消隐。在那一刻我感到了同玛格丽特一样的、由衷的悲恸，我想到了莫尔温文尔雅的笑容，想到他充满睿智的谈吐，他对于宗教的深沉激情，对于家人朋友的关切爱护，他那“屈心而抑志”的坚定，他那“自古皆有死”的坦然。最终的最终他还是在这昏聩的天地间被抹杀了，为他那不畏强御的君子气节，为他那把持内心拒绝随波逐流的不妥协。这就是士人，择善而固执之者，他不肯宣誓服从自己所不赞同的观点，仅是因为他坚信自己的观点，并且，坚持绝不背离，哪怕风刀霜剑，赴汤蹈火。“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在那个动荡的变革年代，纷乱的权力斗争是人们无所适从，紧十六世纪前六十年，英国更易了4为君主，经历了从天主教和国教的四度反复。英国人不断地被要求向不同的宗教法案宣誓，不断地面对不同的宗教仪式，"familiar patterns fade, familiar solutions fail, and familiar options disappear. "又多少人，能够在急速的变化中，勇敢地宣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