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新电影# “红白蓝”既是法国的“红白蓝”，亦是智利的“红白蓝”。开篇序列中，一名流亡者与一名阿拉伯裔歌手的一问一答令人忍俊不禁：问者询问地名—答者否定。简短的句式问话秉承着布努埃尔式的超现实主义荒谬传统，摄影机同样目不转睛地盯住进行交流的二人，言语表达的固定与镜头的固定使得流亡者们深感无力，不曾被提及的“智利”沦为一个符号淡出人们的视野。海报其实已然揭示了流亡者们的特征：悬浮于空中的根系。流亡者们从“第三世界”跋涉至“第一世界”，然而第一世界即是文化殖民主义的施暴者，流亡者们若要融入巴黎参与政治就不得不学习法语，以法语交流，最终成为“法国公民”，但流亡者们的“智利”身份又在挽留西语文化，流亡者们陷入了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左翼革命者的身份也隐隐作祟，促使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正如他们于映现出巴黎现代化都市景观的窗前激烈批评这一建设对工人（无产阶级）的剥削，抱怨高大的楼房遮挡住他们欣赏巴黎圣母院的视线。空洞阴暗的房间似乎被鲁茲改造为一间柏拉图式的洞穴奇观，只是流亡者们不再被奇观所吸引/迷惑，他们掌握了辩证法的要义；当Arteaga为女同志跳起智利的民俗舞蹈“Cueca”博其一笑前，他也用自己的口才为她建构起阿连德时代的存在主义经历，以《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方式，尽管他深知通过建构主义的手段实际无法达成这一目标，正如流亡族群的行为一样。闭锁式的房间在鲁茲的取景下很少横向展开，纵向延伸的空间表现为人物于暗室、暗门等装置集合的进出，一个空间在观众的意料之外在画外展开，蜿蜒交错，这正是流亡者们试图在“第一世界”建造的反向殖民地，白墙上悬挂着的阿连德头像、劳动人民的口号标语等鲜明的左翼文化图案俨然装潢为社会主义智利的政治飞地。当法国人进入这一空间时，他们的言谈下字幕的缺失也为非法语使用者的观众造成了理解的屏障，除非有同为流亡者的法文学习者为其余的流亡者以及观众转译，此时的鲁茲并没有摆脱文化上的“在地性”，模糊纪录片与故事片的分界的意图十分明显，鲁茲最为关注的依然是《三只惨老虎》、《无言的人》代表的城市中产阶级，只不过空间上的地缘背景从圣地亚哥转战巴黎。间离的手法消除了观众对流亡者的同情、怜悯等偏向一方的情感，（同年出世的《圣地亚哥别哭泣》则过分迎合市场的消费需求，将阿连德的抗争套在一个政治惊悚片的模式里），得以剖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作为流亡者一员的鲁茲在这些微不足道的谈话摩擦间反思失败的左翼思潮与流亡的左翼人士。
2022.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