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耻

不久之前，看了BBC拍摄的名为《日本之耻》的纪录片。记录讲述的是29岁的日本记者伊藤诗织起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传记作者山口敬之强奸。事情发生在2015年，她与时任东京广播公司华盛顿分社的社长的山口敬之共进晚餐，期间，山口多次劝酒。醉酒后，山口不顾她的意志，强行把她带到酒店。尽管伊藤诗织向警方报案，但该案件经过一年的调查后被撤销。当她决定公开指控并暴露身份时，随之而来的是公开的羞辱和仇恨邮件。山口敬之他们在节目中用毫不在意地语气提起这件事情，主持人甚至说诗织的指控给山口和他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困扰。最心寒的是妆容精致、气质优雅的一名女性议员对此事的评论竟然是“在本案中，她作为一名女性有很明显的问题，在男人面前喝那么多酒，还失去记忆。所以对于此事，我认为男性才是受到巨大伤害的一方。”这样的荡妇羞辱来自女性比男性更加锥心。 已经逐渐被大家忘记的刘强东性侵案和《日本之耻》所讲述的故事有着诸多相同之处。犯罪嫌疑人都是成功的社会人士，往往借着宴请的名义意图不轨。媒体报道后，一开始的风向都会有意无意指向女性受害者“其身不正”。“谁让她去喝酒了还喝那么多。”“肯定是他们价格没谈好。可能是个仙人跳。”然而，随着案件细节的披露，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位女性的抗拒挣扎。受害人还原当晚的过程，其中的一个细节是“她说，刘强东告诉她，她就可以像邓文迪一样。”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有记者问一下刘强东，他心目中的邓文迪应该是什么样的。 邓文迪啊。这个名字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她是人们口口相传的都市传说，语气或是羡慕或是嘲笑或是钦佩。她身上从来不缺热点和新闻。或许，在一些人看来，她代表着一个东方女性在西方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毕竟不是每个女人的前夫都是默多克，也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够和社会名流推杯换盏。当邓文迪离婚后和年轻英俊的钢琴家携手出现时，很多人说想看邓文迪的自传。但是，想看并不代表着想要成为邓文迪一样的女人。不能否认她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决断力和双商，但一个依靠男性获得成功的女性，又能拥有多少真正的尊重。不知不觉中，邓文迪似乎树立了一个金牌掘金女的形象。运用女性的魅力来获得通向所谓成功的捷径。但并不是每个女性都想成为邓文迪。新中国成立以来，许许多多的女性接受了教育，成为了各个领域的精英，她们所凭借的是百折不饶勤勤恳恳的精神和对工作的热爱。多年后，关于邓文迪的看法，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关于屠呦呦女士应该是无可争议的倾佩。正如，我们永远记住了玛丽·居里和她对科学的巨大贡献。 生而为女人，究竟应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还记得18岁那年大学寒假，和朋友们一起搭火车回家，我们在车上畅谈人生理想。那时的我说，“我不喜欢女权主义。大男子主义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么想也无非是基于自己浅薄的人生经验。我以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就是大男子主义，我以为爸爸就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大大小小的事情大都由他做主，妈妈并不用操太多心。我一直以为家里爸爸妈妈公共承担家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看了很多社会新闻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大男子主义，我们家所谓的“爸爸做主”其实每一次都有家庭协商的民主机制。社会上，关于家暴的新闻也屡见不鲜。职场上、生活中，作为女性有太多的不容易。不久之前，重庆万州公交坠桥的悲剧真相视频公布后，有人直接说“那以后规定女性不准坐公交车。”二胎政策刚开放的时候，也有人提议“以后给老公发放双倍工资，老婆就安心回家生孩子带孩子吧。”有一个姐姐事业有成但因为年近四十未婚，她的父母长吁短叹，觉得没脸见人。且不说网络上那些匪夷所思的悲剧故事，光是我所见所闻的这些小事，都让我觉得我们需要争取的不是女权，而是女性也能拥有和男性一样平等的权力和尊严。 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的序言中说：“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日本之耻》里伊藤诗织就是黑暗中的萤火虫，点亮了日本的MeToo运动。她鼓励很多很多沉默的人。影片的最后八十岁的老奶奶也给她寄鼓励写着鼓励话语的明信片。中国也有许许多多在努力的人。对于她们，我们应该给与更多的支持和关心。这也是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本心。没有人可以是旁观者。希望《使女的故事》永远不要在现实世界发生。希望这些改变世界的人能够继续坚定的走下去，希望世界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