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邦妮》是1965年10月3日在英国上映的一部悬疑惊悚片，由奥托·普莱明执导，劳伦斯·奥利佛、诺尔·克华德等出演。该片讲述了一名母亲向警方报案求助，说自己的女儿邦妮突然间失踪了，警方调查追踪重重悬疑的故事。——引自百度百科
《失踪的邦妮》的叙事十分精致且多维，玩了一个很精妙的存在/失踪叙事谜题，塑造出一众正常/反常的人物，最后的谜底居然落在了大人/小孩的身份纠缠之上。普雷明戈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像思维，这并不体现在某个具体的分镜、剪辑、调度上，而是在于对大人—存在、小孩—失踪这一人物主关系链进行缜密的影像化结构搭建。
影片开场，哥哥从景深处走来，停住，被画外摇动的秋千声音吸引，镜头后移，哥哥上前，捡起了掉在地上的娃娃。而影片结尾，姐姐在哥哥即将杀掉女儿邦妮之时，坐上了秋千，哥哥变成了小孩，为妹妹摇晃秋千，此时秋千嘎吱嘎吱的声音愈发惊心。在这两个段落中，兄妹、孩子、秋千、娃娃构成了一组既张力充沛，又有主题性隐喻的影像系统。在开场，摇晃的空秋千与遗落的娃娃，昭示着“失踪”的母题，那么失踪的是谁？是孩子？还是大人？抑或这两种人本是一体？这两个道具仿佛叙事中两道巨大的缺口（正如本片那个极富创意的片头—手撕下纸张，露出空缺），整部电影自此被启动，影像也焦灼地寻求着填补。
由此，叙事系统进一步引出了一则对立，存在/失踪。邦妮在结尾之前并未出场，但“孩子”却频繁出现，并且在不同的空间与不同的人物中呈现了迥异的面貌。迷宫的幼儿园中吵嚷的孩子，阁楼神秘老太太录音机里放送的儿童的声音，午夜商店里陈列的娃娃，“孩子”在片中成为了主角心理的外化和伪装，犹如那个安妮居室中的颇为突兀的非洲部落面具。电影中的空间如此逼仄，稠密，狭窄，嘈杂，这对兄妹深处现实的危机，任何一处居所都无法支撑和保护他们。
在影片的最终，安妮找到了女儿邦妮，在空旷的大宅里，母亲，哥哥，女儿玩起了捉迷藏，再一次在戏剧动作中扣住了“失踪”的母题。而当“失踪”被”存在“填补之时，”大人“与“小孩”也形成了重合。于是，秋千再次出现了，在嘎吱嘎吱的声音之中，妹妹被哥哥推得越飞越高，戏剧张力越绷越紧，此时，运镜中出现了罕见的主观镜头，镜头的能量达到了高潮。从开场到结尾，“秋千”成为了一股引力场，吸引了影像修辞中最大的能量。而玩偶，对于哥哥来说，既是兄妹私密之情的佐证，但又是难以忍受的过剩，所以，需要在开场拾起，又要在结尾埋葬，于是我们看到，在兄妹的秋千游戏旁，邦妮跑到角落，独自抱起了布偶，她和这个布偶一样，是这对兄妹的局外人。
对于这个在今天看来仍然令人惊骇的结局，评论家们自然有精神分析解读的可能，但在我来看这是完全不得要领的。此结局最精妙地佐证了优秀电影应该有的样子：展示，而不解释。女主角安妮从医院逃出，她选择的是毫不迟疑的行动，毫不畏惧的面对，毫无保留的拯救，这种勇敢难免让人怀疑，安妮是否真的如哥哥所说的那么脆弱？而在惊魂夺命的角色扮演终于救下邦妮后，安妮紧紧抱着女儿，一言不发地离开弟弟，对于刚刚那段童年兄妹私密生活的搬演，安妮难以启齿抑或回味沉醉？影片隐去了所有的谜底，让人物的行动成为了真正的谜。《失踪的邦妮》的影像在安妮冷漠的面孔中落幕，但影片的引力并未终结，演员的表演有多么中性，结局的含义就有多么暧昧：寻找孩子的人才发现自己也是个孩子，而当面对难以启齿的童年之时，或许一个孩子能做的，就只有头也不回地逃避，并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