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个儿

（本文刊登于2020年3月《南方人物周刊》）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改名后，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可谓群英荟萃。其中，俄罗斯90后导演康捷米尔·巴拉戈夫的《高个儿》颇具大师相，受到了热切关注。这部作品，此前已经在第72届戛纳电影节上荣获一种关注单元最佳导演奖以及费比西奖。 受阿列克谢耶维奇《战争中没有女性》的启发，《高个儿》在沉重的战后历史中挖掘出鲜为人知的一面，将镜头对准参与过二战的女性。 在这场女性参与度最高的战争中，苏联对女性潜力的挖掘可谓最为充分。当美国在参战之初甚至连是否允许女性加入非作战队伍都犹豫不决时，苏联女性已然做起了战斗机飞行员、坦克驾驶员、高射炮炮手……然而她们在战争中所历经的苦痛折磨，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却被忽视。 故事发生在1945年秋天的列宁格勒，历经长达900天的围困作战（列宁格勒保卫战），满是废墟，饱经沧桑，仍然笼罩在阴影之下。“幸存者”的生命得到了延续，但战争带来的多维度创伤却无法消弭。 贫血的城市里，注定是一张张苍白的脸。医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宇宙中心”，链接电影中所有人物的命运——主人公伊娅和玛莎从战场回来后，都在医院担任护士；玛莎的追求者萨沙的母亲，曾以高官的身份在医院亮相……同样穿着白色护士服的其他女性，面容模糊，却总是忙碌。 《高个儿》电影原名“дылда”，在俄语中意为“高而笨拙的人”。影片中，被这样称呼的，正是高瘦苍白的伊娅。伊娅工作之余，还独自抚养着一个小男孩Pashka。然而，脑震荡后综合症就如作战中震伤她的那颗炮弹，时不时地发作：眼神空洞呆滞，喉咙发出微弱的怪声，身体宛如冻结般无法动弹，呼吸与意识也不再受自己控制。 也因此，在和Pashka的一次打闹中，伊娅突然犯病，闷死了孩子。此后的130分钟，伴着喘息声和钟表的滴答声，观众也被迫沉浸于这种精神创伤所带来的失焦与窒息。 Pashka真正的母亲，是玛莎。在得知Pashka去世后，耐人寻味的微笑取代丧子之痛的悲伤呈现在她的脸上。作为从柏林前线返回列宁格勒的女战士，玛莎除了伤病，还承受着战争中男性不曾经历的隐痛——在前线为军官提供性服务，用身体换取生存。而不断堕胎，又导致玛莎失去了子宫，彻底丧失了生育能力。于是，生一个孩子，成了她活下去的唯一愿望。无奈之余，她甚至以赎罪的名义强迫伊娅和医院院长生下孩子给她。 影片用不同的色彩暗示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代表生命与希望的绿色，对应的是宁静单纯也总在受支配的伊娅；活泼世故又不甘于宿命、为了生子不择手段的玛莎，则总是穿着热情又充满力量的红色。 红与绿，渗透于衣饰与环境，随着情节发展，在伊娅和玛莎之间不停流动，象征着人物关系的此消彼长，也在无声中形成对话，见证着战后俄罗斯在废墟和伤疤中孕育新生的渴望。 为求子历经百般折腾，结果却仍是徒劳无功。玛莎与伊娅相依为命，共同带着各自的伤疤面对无解的命运难题。影片结尾——墙壁上原有的红让步于绿，玛莎穿着从裁缝那借来的绿色连衣裙，伊娅换上了玛莎的红毛衣，随着拥抱亲吻，红与绿逐渐交织，直到脸上都沾了绿色的墙漆，不分彼此。至此，伊娅与玛莎都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生。 与其说伊娅与玛莎之间的感情是同性之爱，倒不如讲这是两个伤痕累累女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当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不再接纳她们，她们自己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 这不禁令人想到尹丽川执导的电影《牛郎织女》，影片最后二十分钟——大萍和海丽终于坦诚相见，面对生活的苦难，两个一度敌对的女人相濡以沫。这种女性主义的温存，最终成了破碎世界的唯一暖色。 值得一提的是，《高个儿》中的女性形象非常丰富立体，呈现了一幅战后女性生存图景——除却伊娅与玛莎，还有在政府中身居高位的萨沙母亲，亦有同意丈夫“安乐死”的妻子……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整部影片中，强有力的男性角色始终缺席。凯旋的战场英雄大多受伤残肢，有的甚至无法动弹，对于自己的身体早已失去了控制；而无论是萨沙，还是萨莎的父亲，不是畏畏缩缩就是沉默寡言。在自主与清醒的女性面前，男性成为了弱势群体。 因此，我更愿意认为这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而不是LGBT电影。 当然，置于战后的社会大背景，伊娅与玛莎并非影片中唯二令人同情的角色。医院里的受伤士兵，大街上围观自杀的路人……几乎所有人都压抑着情绪，不会抱怨甚至谈论他们的痛苦。或许，对他们而言，痛苦就如赖以呼吸的空气一样，无所不在。 如此，我们不如把伊娅每次发病引起的窒息，看作一种对当下生活的逃离——要么痛苦，要么死去，或许正是那个年代大多数人命运的主题。 同时，影片也反映了战后苏联食品分配不均、官僚主义盛行等诸多社会问题。而人与人之间疯狂而畸变的关系，亦折射了战后初期整个苏联社会的残缺和崩溃——笨重而拥挤的电车如同苟延残喘的战后世界，拖沓陈旧，噪声轰响……其间发生的种种，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深省。 参考书目：《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阿列克谢耶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