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张面孔

《三张面孔》是伊朗著名导演贾法帕纳西独立执导的第七部剧情长片，虽然在71届戛纳电影节和《幸福的拉扎罗》并列拿到了最佳编剧奖，而在这样一个佳片云集的电影盛会，《三张面孔》则完全被《燃烧》等热门影片的火焰所吞噬。尽管如此，曾拿下两座三大电影节最高奖导演的新作，真的应该被忽视吗？我想不是的。 说到贾法帕纳西，就一定绕不开另一位已故的伊朗导演——曾受到戈达尔盛赞的阿巴斯；帕纳西之前的每一部作品中都可以看到阿巴斯的影子；《白气球》（阿巴斯编剧）中丢失了买金鱼的钱的小女孩同《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为还同桌作业本而焦头烂额的小男孩殊途同归；《谁能带我回家》和《特写》对于真实和虚构的边界的探索如出一辙；《出租车》也很难说没有受到《十段生命的律动》的影响。而如今的《三张面孔》又让人想到了抒情诗一般的《随风而逝》。 即使有这样一座高峰在前，帕纳西并不是一个完全蜷缩于阿巴斯的阴影之下的导演，他没有阿巴斯缓缓流淌的纯真情怀，也不旨在抒发胸中的诗意，他是一个游离于体制边缘的斗士，像一把利剑直指现实最为刺痛的一面。 《三张面孔》中，帕纳西放下了《生命的圆圈》里强烈的戾气，通过核心麦格芬的建立以作者的视角切入一个乡村生活的剖面。他剑锋所指的，从来只有两个目标：封建思维和集权体制，而非某一特定群体或阶层，《三张面孔》里村民们的淳朴善良和他们愚昧落后的思想并不相冲，他们可以不问缘由地指引来者优先通过狭路，他们可以拒收名声显著的女演员的茶钱，他们也盼望着自己的后代能够有所成就，但他们就是会拒绝把路拓宽，只因为要做这件事的是一个女性，就是会对身边想要成为“戏子”的女孩投以鄙视。在帕纳西的电影里，普通人永远是受传统道德束缚的，而法律又为糟粕提供的强有力支持进一步催化了那些以在伊朗人心中生更发芽的劣根性，使他们陷入一种自我的困惑。 就像《越位》中的年轻警察，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尊重闯入球赛现场的女孩，认为她们确是自己的同胞姐妹，但他们就是认为女人先天就不应该跟男人坐在一起看球，但当被进一步的质问促使他们以普世逻辑思考这些问题时，他们就陷入了这种困境。 帕纳西以一种特定的精英视角俯看着这片未开化的土地，女演员贾法里则承担了他赋予的救赎者身份，就如同电影中后段帕纳西饰演的自己和女演员回到村庄后的一个中景构图，两人在中景背对摄影机并排站立于车的侧面，共同讨论着女孩玛尔兹耶的命运，大景深处是虚焦了的女孩家的屋子，随后帕纳西出框，贾法里如同拯救者走向景深处的房屋同时变焦。 光作为视觉母题也不断暗示出贾法里和村民救赎者和待开化者的关系：“坟墓”中点灯躲避“毒蛇”侵扰的老妇人；在帕纳西车里感受到对过来车前灯造成的不适的玛尔兹耶；而在贾法里从老人家里出来碰上玛尔兹耶母亲时，她是处于强烈光线之下的，这也和她开始时不断质疑女孩自杀的真实性以及得知受骗后的愤怒共同形成人物的内在转变和性格扩展。 对女性地位的关注也是帕纳西电影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而不同于前《末路狂花》时代的女权电影，在于导演在以非常当下的眼光看待女性处境，像《越位》里女人无法进入赛场看球，《三张面孔》里女孩的演员梦受到世俗和男权阻碍，这些内容已经上升到了精神和自我实现的高度，而并非停留在1.0时代的关乎身体自由的宣泄，从个体注视到社会化的视角，虽然仍变为一种精英俯视，但无疑避免了买惨，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帕纳西的女性表达是与时俱进的。 阿巴斯曾经说过“我能坐在驾驶座上完成工作，透过挡风玻璃观看，因为它不断播放着图像。”和《出租车》一样，大量的车内调度和车内POV镜头在这部电影里也承载了至关重要的意义，一种独立的观看的视角，这种旅途式的情节推动模式让女孩是否死亡的悬念不再重要，汽车成为不断和路边的人接触、交流的媒介，这一次帕纳西让女演员成为情节主导，而自己作为导演身份的存在拓宽了影像空间的可能性，达到了某种间离效果。 女孩“自杀”前为女演员录制的视频直接以手机屏幕的形式在电影开头完整呈现，后来导演断言他看不出来剪辑的痕迹，但最后却发现它并不是真实的。通过这层设计和文本外部形式形成的互文，帕纳西表达出他对影像媒介真实性的质疑。对第四堵墙前后空间的探索一直以来是阿巴斯、玛克玛尔巴夫那样一批伊朗导演的终极追求，电影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真实，它一定是经过主观编排，包含作者价值输出的，而导演却可以操控素材组织方式和对情境中细节的捕捉，塑造观众感知上的真实，所以说《三张面孔》不仅仅是导演个人化社会批判的展现，它更是八九十年代伊朗电影新浪潮精神的继承和延续。 贾法帕纳西曾在2010年遭到逮捕，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出境的权利，也无法在官方认可的前提下拍摄电影，但他依然不屈地和周遭的不公进行着搏斗，以一个创作者的方式揭露社会病痛、关注女性命运、传递自己的人文关怀，孑然一身，却愈战愈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