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茶的姑妈

我们经常听到专业人士在点评演员的演技时说，“喜剧比悲剧更难演”。 这话其实一点不假。唐代诗人韩愈早在《荆潭唱和诗序》中就有云，“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抒发愁思和描写穷苦困顿的诗歌总要比歌颂升平盛世和表现欢愉之情的作品更容易写得精巧。 原因在于，悲剧的目的是具体而微地让观众对人物的遭遇“感同身受”；而喜剧要把创作者和观众都从场景中抽离出来，有距离地去欣赏，从而获得乐趣。所以喜剧的笑料常常来自嘲弄他人的不幸，也就是“幸灾乐祸”。这种创作方式最典型的是《人在囧途》（2010）和《宿醉》（2009）系列。所以，比起其他类型片，喜剧电影往往叫座不叫好，究其原因无非在于“众口难调”。

在现如今“政治正确”的言论大环境下，喜剧和幽默的尺度其实极难把握，因为开玩笑过头而遭到网友口诛笔伐的表演者每年都有，但开心麻花在观众的好感度和票房上无疑是双赢的。 一部优秀、受欢迎的喜剧作品当然可以采用“幸灾乐祸”模式，但最终它需要为观众提供释放“道德负罪感”的途径和舒适区。如在赵本山2009年春晚的小品《不差钱》中，小沈阳和丫蛋以牺牲自己形象甚至智商为代价换取观众的笑声，这似乎是一种幸灾乐祸的讽刺，但是，他们在小品最后表现出了歌唱方面的才华，对“缺陷“进行了补偿，从而为观众“嘲弄”他们提供了道德压力上的释放。 当前喜剧创新的首要标准应当是跳脱出旧有的“幸灾乐祸”模式。在观众对平等观念如此敏感的情况下，任何对某个群体的生理特征和自带属性的戏谑和嘲讽，甚至有倾向性的刻画都是危险的。 可是，观众的口味永远是一门玄学。有人可能已经注意到，在长途大巴上、农村电影露天放映活动中，最受基层民众欢迎的国产喜剧是冯小宁和潘长江合作的抗日神剧《举起手来1 2》。在这两部豆瓣评分只有6.4和4.6的意淫式作品中，日本侵略者完全被丑化和弱智化成不堪一击的废物。

虽然“丑化敌人就是丑化自己”，但《举起手来》广受欢迎也侧面说明观众对“接地气”喜剧的渴望。大家的要求并不高，不过是图一乐呵。 《西虹市首富》已经在暑期档卷走了25亿票房，位居年度榜单第四位，但开心麻花按照往年的惯例，仍然在国庆档携着原汁原味的热闹喜剧《李茶的姑妈》如约而至 。 近几年，开心麻花团队以舞台剧起步，不但每年在除夕之夜贡献着观众最期待的春晚小品，而且在电影和电视综艺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无论从口碑还是商业价值角度来说，开心麻花都有资格称为国内喜剧第一品牌。 《李茶的姑妈》出现后，开心麻花似乎初步形成了以沈腾的诙谐幽默为一个中心，以马丽的“爽朗阳刚”和艾伦、黄才伦的“百变阴柔”为两个基本点的黄金喜剧联盟。

开心麻花在崛起的这几年中，一直把“接地气”作为首要目标，游走在各种喜剧主题当中。《夏洛特烦恼》核心是爱情；《羞羞的铁拳》关涉事业与梦想；《西虹市首富》则聚焦于演绎现代人对物质和金钱的迷思。《李茶的姑妈》同样以金钱为主题，在《西虹市首富》下线不久上映，似乎有自我重复的嫌疑，但二者在故事内核和线索上是不太一样。

开心麻花在《羞羞的铁拳》中，通过马丽与艾伦的灵魂置换首次将性别玩笑作为核心主题，到了《李茶的姑妈》，黄才伦男扮女装直接玩儿起了反串。 反串不但是经典的喜剧元素，而且早在千百年前就是重要的传统戏曲演出方式。古有花木兰、近代有梅兰芳，张国荣的虞姬、李玉刚的《贵妃醉酒》、叶童的许仙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反串形象。

好莱坞也曾经有过反串电影的黄金时代，许多欧美一线明星都奉献过经典的性别反串角色。如达斯汀·霍夫曼1982年的作品《窈窕淑男》，2007年约翰·特拉沃尔塔的《发胶》和凯特·布兰切特在《我不在那》中扮演的鲍勃·迪伦，都因为性别反转的出神入化而被业内称赞为神演技。美国女星希拉里·斯万克更是凭借《男孩别哭》中的性别演绎获得了1999年奥斯卡奖的最佳女主角。韦恩斯兄弟的《小姐好白》是反串电影的极致，他们在影片中不但男变女，而且从黑人变成了白人。

相比于内地，香港喜剧电影在反串喜剧方面起步更早。刘德华、梅艳芳、林青霞、王祖贤和袁咏仪等众多大腕都有过反串角色。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茶的姑妈》是开心麻花在为中国喜剧电影走完好莱坞和香港的变装之路。在几百场舞台剧的经验积累中，黄才伦在黄沧海与“姑妈”之间自如切换，展现了对两种性别的把控能力。 性与性别玩笑是好莱坞喜剧电影惯用的伎俩，甚至是一个很难去避免的元素。在《姑妈》中也有所涉及。弗洛伊德他老人家早就说过，人的一切活动都和性有关。即便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严肃政治语言中，都充满性暗示的痕迹，比如“搞建设”、“加油干”、“重振雄风”、“处女作”等语汇俯拾皆是。 但是，中国人向来谈性色变，正所谓“淫者见淫”，把性本身视为贬义的“污”是很成问题的，这似乎暴露出批评者性观念上的“道德保守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姑妈”在这部电影中并不只是某个被猎艳的性别对象，而是代表着金钱和财富。同时，影片也为真姑妈莫妮卡以私人女佣的身份设置了一条足够使人信服的感情线，这便有效避免了作为金钱和权力代表的姑妈滑入物化女性泥沼的危险。 所以把性别歧视等极端的观点强加在《李茶的姑妈》是颇不公平的。《李茶的姑妈》在最近娱乐圈的“禁娘”之风 下横空出世，无疑代表了一种勇气。这种勇气我们在《西虹市首富》中我们已经看到过，在该片结尾张晨光和李立群扮演的角色揭晓了同性恋情。这个设定一方面带来了一定的喜剧效果；另一方面，在大陆严苛的影片审查环境中，这种良苦用心是勇敢和值得称道的。 而在本片中，虽然姑妈莫妮卡本人代表了财富、权力和金钱，但她并不是一个符号。卢靖姗的角色是有血有肉的，她在生活中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对亲情和爱情的态度和个体感受。在黄沧海与莫妮卡两情相悦过程中，莫妮卡在黄沧海眼中从未以女富豪的身份存在过，她只是一个逐渐被对方打动的普通人。在这段感情里，她不仅接受了黄沧海的贫穷和低微，甚至接受了黄沧海男扮女装的阴柔。这表明，性别在影片里最终被情感淡化成似有似无的东西。 但话说回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好莱坞，喜剧的消费主体仍然主要是男性，特别是异性恋男性。作为商业片，开心麻花对爱情、事业和金钱的关注，其着眼点归根结底是男性（沈腾和黄才伦）的屌丝逆袭。换言之，开心麻花的系列电影始终在书写着男性的欲望。或许也正因为如此，《驴得水》对女性性自由的讨论才显得极为另类和可贵，也成为开心麻花评价最高，却票房最差的电影。 口碑与票房的不可兼得并不是开心麻花的悖论，而是整个社会所面临的分裂。在消费主义社会中，无论男女，每个群体都可能成为被工业生产消费和物化的对象。从事性别批判工作和开性别玩笑、对性别玩笑进行消费的根本就不是同一群人，他们的生活甚至都没有过交集。 尽管我们经历着经济的繁荣和网络带来的平等与自由，但整体的社会结构、消费模式、性别差距、甚至阶级分化并未在实质上改变。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主导的中国，性别政治无论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娱乐、电影产业里都只是一种亚文化。 戴锦华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她经过广泛的调研发现，人们只有在主流（男权）的逻辑陷入极度危机时候，才会选择女性角色。本质上其实是寄希望于她们那种不一样的资源和力量。在广大农村地区，只要这个村子尚且“有利可图”，民选村主任就永远是男性，而当这个村子贫穷到只需要完全奉献、服务和邻里调解性的角色时，才会有极个别的女村长出现。

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放置在电影中，性别玩笑的设置实际上彰显出喜剧电影创作的困境。《李茶的姑妈》与《西虹市首富》在反拜金主义题材上的自我重复，也显示出开心麻花迫切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喜剧思路，在“接地气”与口碑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和创作素材。 从整体上看，《李茶的姑妈》经过几百场话剧的打磨和检验，不失为一部质量上好的喜剧。每一句台词都有的放矢，把喜剧语言运用得恰到好处；演员的表演更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经得起大荧幕的端详。 尽管在影厅里有人笑作一团，但身边也有朋友说自己对开心麻花的喜剧多少有点审美疲劳。尽管如，我仍然希望开心麻花能守住这块金字招牌。 毕竟，哄人开心真的太难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