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时光溯回到1961年春天，走在大街小巷，接触商贾名流，阅读各色报刊新闻，你会听到无人不谈一部叫做《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电影。这部片子由杨小仲导演，六龄童和七龄童等人主演，改编自绍剧剧本，一经上映，引起了国内巨大轰动，反应热烈，不久便引起了当局高层的激烈探讨。 其实在上世纪建国前后这类改编自神话小说的电影在中国不乏其作，尤其在民国时候，这类片子更是数不胜数，如但杜宇指导的《盘丝洞》，又如邵醉翁指导的《孙行者大战金钱豹》等等。就神话小说改编电影一点来看，杨小仲的这部电影似乎稀疏平常，那为何能够在众多神话电影中脱颖而出，引起如此巨大的讨论热潮呢？

1962年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海报

我想，如今回头去看，解读这部电影可分作深浅两个层面。浅层次来看，顾锡东、贝庚执等创作者对原著《西游记》中“三打白骨精”一节增加了许多矛盾冲突，极富戏剧张力，因而可观性非常高；深层次而言，这部电影的改编顺应了当时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要求，在是时“左倾”与“右倾”的激烈社会讨论中，《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深刻说明了唐僧师徒四人的内部矛盾以及取经团体与白骨精的敌我矛盾差异性，并且借由“孙悟空”这一角色为这两种矛盾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而且该解决方案受到了当局极大的肯定。因此，想要理解《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核心价值，我们需要从这两个方面来详细解读。 社会矛盾在电影中的集中体现 事实上，在《西游记》原著中“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情节只写了一个章节，白骨精三变人形遭孙悟空三棒打死，相比于其他妖精需要求助神仙法宝才能制服，白骨精实在算不上狠角色。也因此，虽然《西游记》改编故事很多，“三打白骨精”一节却总不入早期电影创作者的法眼。 在电影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上映之前，1957年浙江绍剧团七龄童便编排“三打白骨精”的舞台版，并且参加了浙江省第二届戏曲观摩汇演，获得了一等奖。1961年初，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表示想把该剧制成彩色戏曲电影，于是，有了电影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诞生。

电影剧照

就故事内容而言，1957年的绍剧舞台版“三打白骨精”更接近原著。唐僧师徒遭遇白骨精，白骨精三次变化被孙悟空打死，唐僧一怒之下将孙悟空赶走。接着黄袍怪出场，为了给师妹白骨精报仇，将唐僧抓住。猪八戒不得不请孙悟空出山，打败黄袍怪，救出师傅。 这个版本的故事虽然简单，但是剧情矛盾重重。首先是师徒四人与白骨精、黄袍怪的冲突，这叫做“敌我矛盾“。其次是师徒四人间的矛盾。在孙悟空三次识出白骨精时，唐僧给予了极大不信任，并且还将他赶走，这段可以看作是领导与员工的这种自上而下的内部矛盾。与此同时，在孙悟空和唐僧矛盾出现时，猪八戒在旁边帮腔极大煽动了唐僧赶走孙悟空的决心，而沙和尚虽然有为大师兄说话，但意志不坚并未引起唐僧重视，徒弟三人之间又是员工间的平行关系的矛盾。

电影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对舞台版改编时，对这两个层次的矛盾有过十分严肃的考虑，据说先后易稿二十四次。因为故事中的矛盾其实也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社会矛盾，电影创作者希望能够结合时代来叙述整个故事。 首先，创作人员把黄袍怪一角删了去，将“三打白骨精”和“抓唐僧到妖精洞”两段都集中在了白骨精一个角色之上。显然，这样的做法对于一部叙事只有一个半小时的电影而言，是非常聪明的。这种修改不仅让叙事中的敌人面目清晰、明确，同时也使得整部电影的着重点集中，在解决敌我矛盾的叙事上更能做到拳拳到肉。

其次，由于故事原型的简单，创作人员增加了两个情节，以弥补故事本身薄弱的逻辑和趣味性。第一个情节是唐僧派猪八戒巡山，这节本出现在原著第十二回“平顶山功曹传信 莲花洞木母逢灾”。这个情节的增加以偷懒搞怪的猪八戒视角展现了环境凶险，也说明了除孙悟空之外，其他人对凶险深山的麻木不仁，让妖怪有了可乘之机。

第二个情节是唐僧被捕，白骨精请母亲金蟾大仙来吃唐僧肉，这段在原著中本出现在第三十四回“魔头巧算困心猿 大圣腾挪骗宝贝”。孙悟空回来救唐僧正遇上金蟾大仙，将其打死后，变成金蟾大仙混入到白骨洞中。这段的改编是极其成功的。因为该片的重点并不在于唐僧赶走孙悟空，而是在于孙悟空要如何面对曾经背叛自己的唐僧以及诬蔑自己的猪八戒，而这种潜入敌人内部的方式，由孙悟空假扮的金蟾大仙引导猪八戒和唐僧亲口说出对孙悟空的忏悔，有助于合理化孙悟空从怨恨到原谅的心理转变。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创作人员原创了白骨精假传佛祖旨意，变黄绢给唐僧，上面写着“佛心慈悲，切忌杀生；姑息凶徒，难取真经”。如果说唐僧之前还在犹豫，此时看到佛祖旨意，便义无反顾将孙悟空赶走。这段情节的增设将唐僧善恶不分、刚愎自用的可憎面目一览无余，极大地强化了矛盾冲突，引发了观众对孙悟空的最大同情和无奈。 整体而言，创作者把当时的社会矛盾极大地引述到了电影故事之上，不仅构建起了一个火药味十足的冲突故事，同时也在善恶是非的碰撞与较量之下，揭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和态度。 处理不同矛盾的坚定立场

电影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成功上映，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同时也引起了高层重视。1961年10月6日，浙江绍剧团来到北京，上演了舞台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再次引起轰动。10月10日，周恩来推荐该剧团在怀仁堂演出，当时毛泽东、董必武、郭沫若等前来观剧，并纷纷写诗，高度评价。显然，1961年的这次全国自上而下对该剧的探讨，是社会主义中国建设中一次不可磨灭的重要文化事件。要想剖析该剧对待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的解决方法，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人的诗中窥得一斑。 首先是郭沫若对该剧的评价，如下：

《七律·赞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1961年10月25日） 郭沫若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在这首诗中郭沫若对该剧的评价是极其激烈的，尤其对唐僧的抨击用上了“千刀万剐“的字眼。我想这同时也是许多观众的观后心态。孙悟空受到诬陷至深，最后还能愿意返回去救唐僧，并且选择谅解，显然孙悟空的形象在观众心目中是可歌可泣的。相反的，唐僧这个人物的塑造恰恰是另外一种极致，他听信妖怪谎话，相信猪八戒谗言，是非善恶不分，把忠良狠心撵走，令观众对这个角色痛恨之极。 在郭沫若写诗之后，又出现了三次写诗“套娃“。首先是毛泽东读郭沫若诗后，题诗如下：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1961年11月17日） 毛泽东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如果说郭沫若代表了社会大众最真切的感受，那么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要比郭沫若看得更深、层次更高。他从社会整体来看，将“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分为了敌我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是有”你死我活“对抗性质的。敌方显然是白骨精，介于”妖为鬼蜮必成灾“，必须有”金猴奋起千钧棒“将其彻底消灭，才能”玉宇澄清万里埃“。而对于造成内部矛盾的唐三藏，应该采取的态度是”僧是愚氓犹可训“，即训诫和团结，不应该采取”白骨精“式的消灭方法，某种意义上也纠正了郭沫若”千刀万剐唐僧肉“的激化内部矛盾的态度。 紧接着董必武将郭沫若和毛泽东的诗读后，又再次题诗一首，如下：

《读郭沫若咏〈孙悟空三大白骨精〉诗及毛主席和作赓赋一首》 （1961年12月29日） 董必武 骨精现世隐原形，火眼金睛认得清。 三打纵能装假死，一呵何遽背前盟。 是非颠倒孤僧相，贪妄纠缠八戒情。 毕竟心猿持正气，神针高举孽妖平。

从此诗中可以看出，董必武对待该剧的角度又与郭沫若和毛泽东不同，他是站在一个对领导者的批判角度看问题，也就是着重点在唐三藏身上。首先，他批评了唐僧对内部队友的不信任，宁愿相信“三打纵能装假死“的敌人白骨精，也不相信”火眼金睛认得清“的队友孙悟空。如此轻易就背弃之前的取经盟约，实在让人怒其昏聩。除此之外，他还听信猪八戒谗言，最后落得孤僧境地，只能是活该。 郭沫若在看到毛泽东和董必武读自己诗又题诗之后，他再次提了一首：

《七律·再赞〈三打白骨精〉》 （1962年1月6日） 郭沫若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这首诗相比他第一首缓和了许多，想必是认真反思了毛诗深意。因此，对于该剧的评价角度提升了一个层面，与其批判唐僧善恶不分，不如思考如何能够“不教白骨聚成堆“，还人间一片清净。唐僧被折磨一番，能够知道悔恨，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反郭沫若之前”千刀万剐“的激烈批评。

相比于其他人聚焦于唐僧和孙悟空间的问题，郭沫若对猪八戒这一角色也十分重视，并且是一贯的欣赏态度。在第一首诗中，他这样写猪八戒“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这里他夸猪八戒知错能改，智慧胜过我们这些”愚曹“。第二首诗中，郭沫若又写道”猪期振奋报涓埃“之句。显然，郭沫若对内部矛盾的猪队友自我反思是秉持高度赞赏态度，这点迎合了毛泽东对该剧的解读。 从郭沫若、毛泽东、董必武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三个人对待该剧的角度各有不同，但是从社会层面来看，毛诗是这四首诗的核心价值。无论是郭沫若代表的普通大众对唐僧和孙悟空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还是董必武对唐僧是非善恶不分的批判，都逃不开毛泽东对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清晰划分下的框架。

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部戏要揭示的道理在于，处理社会关系时，要清晰明确敌我和内部矛盾，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像唐僧那样是非不分，把敌人当作朋友，把朋友变成敌人；同时也要学习孙悟空，面对内部矛盾采取的态度应该是缓和，而非对抗，他愿意重新回来营救曾经抛弃他的师傅，这是非常正确的处理内部矛盾的态度。这种处理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方式，在当今社会中仍旧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