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涛
《花姑娘》是“龙马”的开山之作，改编自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羊脂球》，堪称战后香港影坛的名片。早在1936年，朱石麟就将《羊脂球》改编成剧本，即《孤城烈女》。这一次朱石林以高度戏剧化的方式和风格化的视听语言，重新诠释了这部法国文学名著，显示出他对人性的细腻洞察，他以强烈的对比表现了不同人物面对生存胁迫时的选择，讽刺了买办商人地主等上流阶级的人物的奴隶婢膝和虚伪势利，将同情和赞颂毫无保留的给予了女主人公花凤仙。同时该片也投射出“南下影人”面对历史的复杂心态。
不同于《孤城烈女》中军阀割据的背景，朱石麟将《花姑娘》的背景改写为抗战时期。影片开场即是一场夜景戏，固定镜头构建了一个纵深的黑暗空间：前景是一堵残破的墙壁，摄影机透过残垣上的窟窿拍摄，后景中是荷枪实弹、来回巡逻的日本兵。通过前后景的布局、明暗对比，以及镜头的调度，编导成功营造出阴森可怖的气氛。在演职人员表叠出后，镜头缓缓推进至日军的检查哨所，几名乘客在情景中由右侧鱼贯入画，接下来的一个横移镜头交代了等待上车的乘客。编导设置的不同角色，堪称战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缩影：乘客中有一心想发国难财的买办贾氏夫妇，势利、奸猾的商人罗氏夫妇，还有一对满口仁义道德的许氏夫妇。此外还有两名暗中寻找游击队的护士，名妓花凤仙，以及画家严先生。这些乘客计划穿越沦陷区，前往上海，不料中途被日军扣押，日本宪兵队长佐藤要求花凤仙陪他睡觉，方同意放行。花凤仙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佯装答应日军的要求，最终与日军同归于尽。
在《花姑娘》中，李丽华以精湛的演技塑造了一名富有牺牲精神的妓女，是全片的中心人物。影片开头，在汽车即将发动之际，花凤仙姗姗来迟，编导以“先抑后扬”的方式完成了他的首次亮相。在旅途中，她低微的身份遭到同行乘客的鄙视和轻蔑，但她以德报怨，牺牲自己以换取同行乘客安全离开。编导还穿插了一条线索，即花凤仙与司机等人照顾游击队员遗孀阿根嫂的情节，突出了她的爱憎分明与善良悲悯。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花凤仙的塑造上，编导并未刻意突出她的妖冶及性诱惑力，反而着力强调她的端庄隐忍和宽容等品格。在中国早期电影史上，向来不乏以女性形象隐喻政治，或以女性悲惨遭遇投射创作者心迹的先例。在“孤岛”时期的上海，朱石麟就曾经拍摄过《香妃》，塑造了一个“挣扎苦斗于专制淫威之下，至死不屈”的“亡国之女”的形象。花凤仙恰是这样一个类似的形象：她身世悲苦，亲人尽丧于日寇之手；她还是一个慈爱的母亲，妓女和母亲的双重身份形成强烈的反差。虽然堕入风尘，她却有着高尚的情操和爱国精神——花凤仙的形象几乎是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的隐喻。如果联系朱石麟在“孤岛”即上海沦陷期间的经历，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一形象未尝不是导演真实心迹的委婉投射。有研究者在分析“南下影人”的历史心结时指出，无论《花街》还是《花姑娘》，“都是建立在为曾在日占区生存的自己辩解基础之上的创作，其中包含了对面临危机的人们强势弱势微妙转换的深刻洞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