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喊与细语

     提起伯格曼，人们熟悉的不外乎是《野草莓》、《第七封印》、《芬妮与亚历山大》等。伯格曼的电影在他事业的中期开始渐渐趋于成熟，《沉默》、《犹在镜中》、《冬日之光》、《假面》等这些足以让他矗立在世界影坛的电影就是出自于这个时期。但有部电影我们容易忽略，也是部很伯格曼式的电影，那便是——《呼喊与细语》。   《呼喊与细语》囊括了伯格曼很多的电影元素。在这部电影中，他将色彩和构图运用到极致。无论是让人眩晕的血红的色彩，还是令人恐惧的近景特写镜头，都透露了一种不安的讯息，让人能更深层次进入他的思维当中去，理解他恐惧的童年与恐惧的生活，他一向不喜欢同任何人和解，即使是上帝也是。     这部电影的故事很简单，甚至谈不上情节。三个姐妹生活在一所中世纪的大房子里面，二姐安妮患有子宫癌濒临死亡，她的两个姐妹——卡琳和玛丽亚还有仆人安娜轮流照顾她，直至她去世。看似如此简单的情节其实蕴含了巨大的力量，如同这部电影的名字一样让人着迷。伯格曼的电影不同于好莱坞和传统欧洲的电影，和同时代的塔可夫斯基与费里尼的电影也不同，虽然他们执着于电影的梦之说。他的电影结构严谨，有很明显的段落感，如同他喜欢的巴赫的音乐一样——整齐、严肃。这个简单的故事被切割成几个段落，结合着回忆与梦境，构成了一段电影版的“萨拉邦德”。在这部电影里，每个人都有一段痛苦的过去，即使他们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之家，但是他们都不幸福。大姐卡琳酷似伯格曼家族的人，是一个典型的分裂型人格患者——冷漠、严肃、守时、拒绝害怕爱，同时也丧失了爱的能力，她不爱比她大很多外交官的丈夫，为了伤害丈夫与自己，她用打碎的酒瓶割伤了自己的阴道，使丈夫无法与自己做爱。二姐安妮是个不受关注的孩子，小时候她无法面对母亲的冷漠与偏心，她母亲把爱都给了最小的孩子玛丽亚，这是她一生的阴影，就算是濒临死亡她也是无法忘却这段伤心的经历，她竭尽权利得到爱，但总是落空。小妹玛丽亚是电影中最美丽的一个，她自私放荡浅薄，喜欢抚摸，其实内心冷漠，因为与情人偷情的事情，她的丈夫试图自杀。她总是在表达自己无私的爱，喜欢把自己装扮成一位慈爱的等同于圣母式的人，安妮死去，她掩面大哭，但并不接近死去的姐姐，这只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不是出自爱。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安娜，伯格曼偏爱“安娜”这个名字，在他的电影里，安娜是圣母的化身。贫穷的仆人安娜才是这部电影里真正的圣母，她小心翼翼的照顾着垂危的安妮，耐心的倾听她的痛苦，即使她已经死去，灵魂回来寻找安慰的时候，她还不忘敞开胸脯，让死去她感受温暖。      有关“红色”的电影不少，很多导演都偏爱这种鲜明的颜色。基耶斯洛夫斯基用红色表现了博爱；《笔姬别恋》中红色展现了一个坚强、勇敢永远都在战斗的弗烈达；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中充斥眼球的红色；《辛德勒的名单》中那鲜明的一瞥红色，温暖了处于迷惘恐惧绝望中人们的心灵。“红”是《呼喊与细语》的主体色调，这种红不同于上述以及历史上很多电影的红色，是一种鲜红，像血一样的颜色，让人触目惊心。整部电影弥漫着富于死亡气息的血红色，主人公的衣服，房间的地毯、挂饰，墙纸的颜色，安妮被子的颜色，都充斥着红色。在这部电影里，红色展现了死亡。当影片初始别有用心的呈现了屋子隐晦的外部空间之后，进入我们视野是一个弥漫着或深或浅红色的"内部空间"，它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内部，更明显指称为主人公心理的"内部"，而红色的深浅也作为一种指标清晰的标识着人物受"病痛"侵蚀的程度：陪伴着垂死者的是大红的被单，而她的姐妹们则裹着浅红的睡衣，这就是生死之间的微弱区别。当然红色的地毯，红色的窗帘，红色的墙壁，红色的地板，红色的家具，所共同建构的是一个与因无情感维系而即将坏死的心脏同构的隐喻性极强的病态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物无时无刻情感无不与红色为伴。但是每种红色都各有各的不同，如玛丽亚与医生偷情时穿的大红色的睡衣，表现了玛丽亚的性欲。玛丽亚丈夫自杀与卡琳自残时殷红的血，表现了死亡、嗜血与隔膜。伯格曼偏爱中近景，这也是他晚年这么执着于电视制作的原因之一。他很喜欢将摄像机摆在距离演员很近的位置，这么近的来拍摄演员的表情。他拍摄的《婚姻场景》，通篇都阐释了他对这两种景别的理解。影片中的安妮遭受着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来自于肉体——她是子宫癌晚期，每时每刻都要经受病痛的折磨，这种痛苦无人能代替，所以她在片中的呼喊“谁来帮我”也是一种徒劳。这种痛苦也来自于内心——她人到中年依旧是独身，没人任何人能去无私的关爱她，她急于寻找一个人来倾诉，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医生到来时她紧紧握住医生的手将它放在她的胸口，这个镜头毫无情色可言，这只是一种压抑与痛苦。每次她痛苦的病痛发作，伯格曼都会用一个缓慢的特写来定格它，真实的还原了安妮的痛苦。但当安妮死去，一个长镜头留住了已经僵硬变冷了的安妮，没有比这种死亡更让人感到无助与害怕。片中人物生活在一个宽阔的中世纪的大房子里面，彼此距离很远，照顾安妮——她的两个姐妹认为这是一种很难推脱掉的责任，她们充满了牢骚与怨言，甚至希望她能尽快死去，所以在这个片子开始，我们看到了躺在了床上的安妮，而在房间的另一边则是她沉沉睡去的小妹玛丽亚。而当安妮将要被死神带去的那一霎那，她无望的呼喊，但她的姐妹依旧站在门边，距离她很远。但在最后，伯格曼却给了观众一丝的温情，隔阂很大的三个姐妹又重新坐在了一起，在一座白色的秋千架上。片中的安娜，是伯格曼心中圣母的化身，当她敞开胸脯将死亡的安妮抱在怀中，像极了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圣母哀悼基督”。       片中的人物生活的都了无快乐，物质的丰腴没法掩盖内心的空虚，也无法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她们都生活在一片冰冷之中，就像是冬季瑞典的天气——酷寒，长时间的黑夜。患有情感恐惧症的卡琳，在与小妹玛丽亚的交谈中渐渐打开了封闭的心灵，在她们即将分别得时候露出了一丝温情，但妹妹的一番虚情假意的描述又让她陷入了绝望，那次的交谈不过是玛丽亚一时情绪化的表现，也许只是一场阴谋。小妹玛丽亚偏执的认为自己具有女性的所有的优点，当她自信的站在镜前向她的情人展示自己的美貌的时候，却被医生那段极富洞悉力的话给击的粉碎，最后她尴尬的用冷笑和同样的话来回报自己的情人。在整部电影里，暂时的和解也是表达绝望的一种方式，到最后所有一切希望都破灭，回到了原点。      伯格曼喜欢巴赫的音乐，后世有位乐评人这么说过巴赫——他的音乐最接近神性。这种巴洛克时代的音乐整齐严肃，让人在泪流满面的同时能更深刻的去思考宗教与上帝。在伯格曼的很多著作里，他都谈到了巴赫对他创作的影响。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萨拉邦德，不止一次出现在他的电影里，就连他的最后一部电影作品取名也是“萨拉邦德”。这首大提琴独奏曲沉郁富有颤音，在电影中，当卡琳与玛丽亚两人交谈时，大提琴声巧妙的代替了人的说话声，我们听不到她们到底在交谈什么，只有大提琴声如泣如诉，掩盖了这一场看似热情其实冰冷的谈话。每当安妮开始回忆往事的时候，她面对着记忆中的母亲，忧伤的肖邦第十三号玛祖卡舞曲就会不断出现，伴随着不停的追忆，这种痛苦开始慢慢融化，退回到记忆深处，被人物痛苦的现状给击破。伯格曼电影中的音响很丰富，这让我想起了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他的电影会隐隐出现电锯的噪音还有宛若天籁的异域道教音乐。片头震人心弦的钟声，暗示了时间的冷酷，它不停的行走，看似没有生命，实质上人却受它的牵制，要被它带到黑夜的深处，也暗指了安妮已经时日无多的生命。每当电影一个章节结束，人物被一片红色带出画面的时候，风铃声缓缓响起，凄冷又冰凉。音乐是一部电影成败的关键。       这部拍摄于1972年的电影获奖无数，三位女主演——英格丽·图林、哈丽特·安德森、丽芙·乌尔曼才华横溢，表演很出色，对人物的情绪拿捏得当，这也是影片成功的重要因素，只要演员对了，戏就成功了一半。尽管距离影片上映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是这部电影依旧没有过时，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哪种体制之下，人类的情感与痛苦都是共通的。有人把伯格曼的电影叫做“电影的良心”，这种叫法不为过。《呼喊与细语》展示了他的情感，他要将压抑的童年和盘托出，这在精神上算是一种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