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I 影片呈现的效果太好了，一方面以仪式为主线推动的神话（宗教）化的阶级斗争寓言叙事，这种设计感觉也让男主这个职业杀手转变的更顺滑，另一方面则是以强烈的间离效果抽离个体情感以此强化角色的象征性，这让角色间的关系并不是情感关系，而是更具有现实批判以为，而且也让结尾的处理也颇具深意。电影没有批判暴力，而是把暴力塑造成了手段，所指方向才是重点，感觉这种表达可能也跟巴西当时的情况有关。
角色和隐喻上，片中的角色明显带有着极强的象征性，男主从维护统治者的杀手转变成格命精神的继承者的转变做的非常好，这种循环的继承其实是符合现实的表达，首领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精神断裂，甚至这种牺牲成为了传递精神的工具，他以殉道者的身份出现，而结尾处的“并未完成”的格命状态很映射现实，似乎映射那种压迫是循环的，并且无止境的，这种精神也随之一并会传承下去。
视听上，整体的风格非常喜欢，那种超现实的呈现和色彩的运用都很符合南美本土的民俗文化特点，片中还有不少宗教感非常强的壁画和一些民俗仪式，呈现的效果也非常好，似乎也让男主的转变更有神话色彩一些。
折页提及，罗恰是巴西电影界的一颗流星，是新电影运动（cinema novo） 的“坏孩子”，也是当时拉美新浪潮的一部分。他出生于巴西东北部，从少年时代通过电影俱乐部进入电影领域，学习了两年法律，拍过一些短片，进行了大量写作，加入了内尔森·帕雷拉·德桑托斯（他称之为“新电影之父”）周围的团体，并于1962年导演了他的首部长片《Barravento》，他在1981年英年早逝，在此之前拍出了一系列对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电影人产生重大影响的影片，尤其是古巴——当他在巴西军政府统治期间被视为不受欢迎者时，古巴曾为他提供庇护。
在一篇广泛在拉美再版被称为《饥饿美学》或《暴力美学》的宣言中，罗恰抗议道：对于那些把饥饿当作日常状况的人来说，他们承受着暴力——那是让他们挨饿的社会系统的暴力。我们知道，罗恰说这种饥饿不会因为温和的改革而消失，它的肿瘤并不会被隐藏，反而只会被彩色电影的外衣进一步恶化。他反对的不只是好莱坞，也包括那种把贫困当作“异国情调”的某些巴西艺术家——正如他所说，这种艺术家会“庸俗化社会问题”。罗恰对于在民间宗教实践中表现出的暴力有一种特殊的迷恋。对罗恰来说，巴西民间宗教的神秘主义——一种天主教与随奴隶贸易传入的非洲宗教主题的融合——成为一种永恒的反抗精神的表达，是对于数世纪以来共同体所遭受的压迫的一种拒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