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狱、杀人、打劫平民——但美国人爱他们，这就是邦尼和克莱尔传奇的吊诡之处。在这个国家，“银行大盗”不仅是明星，而且是英雄，甚至在抢劫时有人向他们索要签名；在他们伏法与乱枪之下后，有“狂热粉丝”想花7500美金，从克莱德父亲那购买他的遗体；邦尼的坟墓更是围满了公祭的鲜花，仿佛那里装的是糖果，而不是死亡；“他们年轻，相爱，也是杀人犯。”《雌雄大盗》更是以颂歌般的升格镜头，将这对劫匪情侣捧上神坛。……然而，电影和现实之间的差别，就像光明和黑暗一样。“雌雄大盗”背后真实的故事，不仅与美国人的意淫相去甚远，甚至有些龌龊与不堪。
在美国FBI的官网上，“邦妮和克莱德”一案被访问了无数次。案情简介是这样开头的：
1934年5月23日，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克莱德·巴罗(Clyde Barrow)，臭名昭著的德州杀人犯，以及他那个爱抽雪茄的快枪手女友——邦妮·帕克(Bonnie Parker)，今天在德州骑警的伏击中遭到射杀——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戏剧化、最跌宕的伏击行动之一。
图为吉布斯兰154号高速公路附近的伏击地点
当天早些时候，由德州前游骑兵队长Frank Hamer率领的队伍，在一条小路上埋伏，屏息静待那辆从远处开来的福特V8。9点15分，目标从远方驶来，以每小时85英里的时速冲进了这个精心罗织的死亡陷阱。
Hamer认出了那辆车，司机正是通缉犯克莱德。六枝自动步枪一起向车厢扫射，枪声之大，Hamer说他的耳朵在几个小时之后还是聋的。
车身上布满弹孔。
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六名骑兵一共发出了167枚子弹。几乎未经抵抗，这对“危险的美国情人”当场死于乱枪之下。
克莱德的夹克同样布满弹孔。
据法医统计，约莫107发子弹射入了两人的身体。即使邦妮从未被判死罪，她的身体还是被50余发子弹打成了筛子。
总指挥官Hamer事后对媒体说：“我讨厌对一个女人下手，尤其是她坐着的时候。但在那种情况下，不是她死，即是我亡。”
Hamer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若干年后，他会以一个复仇的、萎缩的警察形象出现在大众银幕上，也没想到，伏法在自己手下的邦尼和克莱德，倒是成了美国人的偶像。
邦妮和克莱德的遗体
从平民到劫匪
时间倒回至1930年代初。彼时，“美利坚的精神大厦”轰然倒塌，翻开中西部的地方志，大量的笔墨用在了记录这场空前的大饥荒上。
“找不到工作的1500万美国人成了流民，还不上钱的农民成了银行的佃农。俄克拉荷马大批农民破产逃荒，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蒲公英和野草根。而贫富间却有着非常壮观的差距，衣着体面的富人依旧开着漂亮的轿车。”
和其他达拉斯贫民窟的孩子一样，克莱德也共享着那个时期差不多的贫困。在加入海军的申请被拒之后，他便和哥哥一起，干起了抢劫、偷车的勾当。
17岁那年，克莱德因未返还租车而第一次被警方逮捕。
1930年一月，克莱德在朋友的家庭聚会中遇到了正在制作热巧克力的邦尼。
当时邦尼19岁，父亲去世后，一家人迫于贫穷，搬到了素有“魔鬼的后院”之称的西达拉斯贫民窟，而辍学后的生活就是一份没有出路的端盘子工作。
几乎是在一瞬间，邦尼就爱上了克莱德的孩子气。“他穿着西服和开车的样子让我着迷，尽管我知道那很可能是偷来的。”很快，她就适应了克莱德的“生活方式”。
不久后，尽管家人极力阻止，但邦尼还是加入了巴罗邦的犯罪狂欢。图为1933年，邦妮和克莱德拥吻的照片。
1932年出狱后，克莱德和邦尼招募了几名同伙，开始了打劫生涯，其中包括了他的哥哥巴克，以及嫂子布兰奇。
这一年4月，克莱德与同伙在德州Hillsboro打劫一间小店时闹出了人命。
不过，这并非他第一次杀人。在Eastham 监狱服刑期间，他不仅要忍受狱警的虐待，还要忍受一个犯人的鸡奸，一气之下，克莱德用铅管敲碎了他的头骨。
Eastham 监狱农场的守卫正在监视高温下劳作的囚犯。
两年后，刑满释放的克莱德因前科累累，经常受到警察的盘查。克莱德对母亲说：“他们不会让我自由的。我要和他们一起下地狱。”
而面对巴罗邦的成员，他则强调：“犯罪的最终目的不是发财，而是要为自己待过的 Eastham 监狱带来变革。
事实证明，克莱德确实履行了“诺言”，1934年1月，他走上了劫狱的道路，释放了四名犯人并说服他们加入了巴罗邦。图为巴罗邦男性成员合照。
从通缉犯到美国偶像
从1932年起，巴罗帮就开始频繁地进入公众的视野。
两年间，他们沿着美国中西部的洲际公路，撕出了一条血路。当他们最终在Bienville教区附近被捕时，已有13名被害者遇难，其中包括9名警察和4名无辜平民。这足以让巴罗邦与同时期的“漂亮男孩”弗洛伊德、“全民公敌”约翰·迪林格和“娃娃脸”纳尔逊齐名，在美国“犯罪名人堂”里争得一席。
1934年，克莱德的犯罪记录，包括谋杀、抢劫等数项指控。底下是一则警告：“此人极其危险，逮捕他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
彼时，美国警察并无权跨州执法，巴罗邦游击战式的跨州作案，让各州警方都很头疼。
而美国大众却似乎被他们罗宾汉式的冒险深深迷住。新闻出版社喜欢称他们为“亡命路上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面容姣好的无名之辈，在银行不为人所喜之时，对其进行了抢劫。”
在一篇专栏文章里，作者认为“他们年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而邦尼作为一名女性角色，“她的存在让他们‘成为不可替代的个体’之愿望显得无比真挚。”
1933年，邦尼开玩笑地用枪指着克莱德。后来，这张照片在报章中多次出现，成了二人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1934年的复活节，克莱德一行又在德州一个小镇枪杀了两名公路警察，这时，民意才开始转向，认为他们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
五天之后，60岁的警察坎贝尔成了巴罗邦的最后一件牺牲品。此时，德州及联邦警察发动大批人力，誓言死活不论，务必要将他们全都问罪。
在1933年的一次围捕中，受了重伤的巴克和布兰琪被警方逮捕，克莱德、邦妮则再次逃脱。
1934年的春天，巴罗邦的好运气用尽了。
几周后，为了争取儿子能够从宽处理，梅斯文（巴罗邦成员）的父亲配合警方，将邦妮和克莱德引到了那条僻静的小路上。
每隔一段时间，一伙人会回到其中一人的家乡探望亲人，这一点正成了警方设置埋伏的启发性线索。
其余几名巴罗邦成员分别在各州逃窜，后来悉数落网并接受审判。
在邦妮和克莱德被射杀以后，警方留在原地，等待验尸官的到来。前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疯狂地涌入车中收集“纪念品”。
有人想割下克莱德的耳朵，有人想割下他的手指，有人带走了邦妮满是血迹的裙子一角，有人收集了一捆她的头发。
当验尸官韦德来到现场时，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搜刮来的“纪念品”，从金属子弹外壳，到车窗抖落的银色玻璃碎片。
邦尼的尸体被人群围堵
人群围着车子搜索纪念品，马路被堵得水泄不通。
二人的死讯传开后的12个小时内，小镇的人口从2000人激增到了12000人，人们纷纷从不同的州、市赶来，想要一睹一代大盗的遗容，当地酒吧的啤酒价格因此而涨了一倍。
邦尼的母亲也前来认尸，之后，她坐在一张椅子上流泪。
几天后举行的葬礼也是热闹空前。
粗略估计，约莫有两万人前来参加邦妮的葬礼。许多人送来了鲜花，包括“漂亮男孩”弗洛伊德和“社会公敌”约翰·迪林杰。其中最大的一束来自达拉斯的报童，因为死讯使得报纸的销量飙升。
很快，邦尼的坟墓成了一个香喷喷的化妆盒，仿佛里面装的是糖果，而不是死亡。
邦妮的葬礼，送行队伍规模巨大。因为人太多，葬礼附近甚至支起了卖爆米花和糖果的小摊。
克莱德的葬礼
克莱德的葬礼同样引来近万人围观，有人甚至想用7500美金从克莱德的父亲那里购买他的遗体。
就连开枪射杀他们的骑警，事后也想要一点“纪念品”。Hamer和他的同事们收藏了福特车上找到的枪支，以及克莱德用来迷惑警方的5个假牌照，另外，还带走了邦妮放在车里的衣服，以及克莱德的萨克斯。
邦妮的家人要求警方归还这些物件时遭到了拒绝。后来，这些东西都被当作纪念品高价拍卖掉。
4名德州骑警和车上搜到的物件合影，包括三支冲锋枪、六支自动手枪、一支左轮手枪、两支弹射猎枪和充足的弹药，以及一些假牌照、地图、杂志和一件大衣。
劫匪死了，留下一地自由的错觉
在几个月内，亡命之徒约翰·迪林格和“娃娃脸”尼尔森也迎来了相似的结局。
对于大多数犯罪分子来说，死亡就是故事的结尾。然而，射在邦妮和克莱德身上的107发子弹，却持续地发挥作用，激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想象力。
“逃亡之车”福特V8后来多次出现在大银幕上，成为“侠盗猎车”的重要元素。
关于邦尼和克莱德的案件研究、生平报道此起彼伏，两人的“传奇事迹”逐渐成了歌曲、书籍和百老汇音乐剧的主题。
这种狂热一路高歌猛进，并在60年代达到高潮。
1967年，电影《雌雄大盗》横空出世，旋即成了新旧好莱坞的分水岭，不仅收获了可观的票房，还斩获了两座奥斯卡小金人。而作为角色原型的邦尼和克莱德，也从恶棍、逃犯，一跃成为了荧幕偶像。
《雌雄大盗》剧照。片中的经典台词“我们是抢银行的”，长久以来为影迷津津乐道。
在电影中，邦妮与克莱德来到一个农户家中，农户面有戚色说：“银行打劫了我的家。”二人回到车中，沉思了一会儿，面带兴奋，做出了抢劫银行的决定。
婴儿潮一代马上被这种“反政府的英雄”俘获，在“依然失败的经济体系”面前，年轻人不约而同地向往起“邦妮与克莱德式”的野性、流浪和垮塌——这种叛乱精神，与60年代的反文化大潮不谋而合。
1932年，邦妮叼着雪茄，手持M1918勃朗宁手枪，站在偷来的福特汽车前，妩媚又颇具杀伤力。这张在巴罗邦藏身处发现的照片，因为邦尼“颇有个性”的人设而在当时广为流传。
“人们正合力设计一种情感的新的出口。”达拉斯的历史学家John Neal Phillips这样解释近乎泛滥的“邦妮和克莱德现象”。
就像他批判的那样，“自由”被误用的后果很快便初见端倪。人们声称“人是自己的主宰”，购买枪支是为了“给人民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能力”，购买毒品是因为“人民有权决定什么东西可以进入身体和血液”。
一时间，到处都是自由错觉的碎片。
滤镜之外，最真实的犯罪与逃亡
“在公众惯用的滤镜下，他们的故事似乎比泰坦尼克更触动人心。但我不认为那是解释事情的最好方式。”PDNB画廊的馆长Burt Finger认为。
事实上，滤镜和现实之间的差别，就像光明和黑暗一样，相去甚远。
长期盘踞在报章头条的“雌雄大盗”
1968年11月，琼斯W.D.（巴罗邦成员之一）在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否定了媒体对其团伙在30年代的作案描述，也不承认银行大盗的身份。
“我与克莱德和邦妮一起的时候，他喜欢打劫菜市场，加油站或饲料商店。我们为何要抢劫银行呢？那时西南部的银行里的钱寥寥无几。”
事实上，大多数时候，他们进行的都是极小数额的抢劫，有时是五美元，有时是十美元。从便利店到加油站，一次次打劫着在大干旱中苦苦挣扎的劳动者。同时期的劫匪，约翰·迪林格甚至不屑地认为，巴罗邦“只会偷孩子们的牛奶钱”。
1933年4月，克莱德手持一把机关枪，坐在抢来的福特车前。随着更多“持枪照”的曝光，人们对“银行大盗”的形象深信不疑，而克莱德自始至终都是个眼高手低、顾此失彼的小镇男孩，作案手法被认为是拙劣的。
至于公众塑造的“劫富济贫的银行大盗”——他们的确试图将1500美元从波提奥的中央国民银行中抢出来，然而，有目击者称，他们冒了险，最后只带走了1.75美元。
而美国记者Guinn更断言，大多数大萧条时期的银行抢劫案，都是在受贿职员或当地警察的协助下进行的。事实上，无论是邦妮和克莱德，还是约翰·迪林格，都很少能在其中获益。
另外，他们的生活也不如传闻中那般荣光四射。
一伙人的日子，几乎是一天喝掉一箱啤酒，在麻醉中彻夜地玩纸牌，没钱了就去打劫。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们甚至不敢到任何餐馆去吃饭，每日只能吃罐头里冰冷的猪肉和豆子，在偷来的车子后座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漆黑的夜晚。
巴罗邦在逃亡前，曾在一所破房子里短暂逗留。
遭到过巴罗邦绑架的警官博伊德，曾经和两人度过了真实的一天。当他们越过肯萨斯州界时，博伊德被释放。他问邦妮是否有什么话想带给公众和媒体。
“是的。”邦尼回答：“告诉他们我从来不抽雪茄。”
1933年，逃亡中的邦妮和克莱德窝在树林里清洁枪支。
也许就像美国记者 Jeff Guinn 在他的新书中所说的那样，人们对于邦妮和克莱德的狂热，以及他们的故事被不断传颂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满足了经济大萧条下，人们反抗政府、反抗富人的幻想，以及对某种惊心动魄的爱情的向往。
就像《雌雄大盗》的宣传语：“他们年轻，相爱，也是杀人凶手。”
“只要梦魇一般的经济危机仍然上演，来自达拉斯的银行劫匪，邦尼和克莱德就会继续存在。”
邦妮和克莱德
在他们被射杀的小镇吉布斯兰，这种“存在”似乎更为具体。直至今天，这里的人们仍定期举行着“伏击周年纪念”，并有专人经营着一家“伏击博物馆”。
更重要的是，他们是这个小镇的经济来源。镇长帕特·瓦特说：“对我们来说，生存来源就是木材，石油以及邦妮和克莱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