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爵夫人的耳环

发表于《电影手册》第28期，1953年11月 ('Le masque', Cahiers du Cinéma 28, November 1953) 电影，往往是一门回避困难的艺术。某位导演企图打破规则就已经十分罕见，足以立刻引起注意。虽然还有其他例外。 首先，我要反驳批评家对马克斯·奥菲尔斯每部作品的毫不掩饰的轻蔑。恰恰相反，《伯爵夫人的耳环》是部困难的作品，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如此：它的所有写作旨在迷惑观众。以支线情节、虚假线索、重复与延宕，将观众从本质引开；风景画般的表象试图掩盖内在的哀伤，只是没有一直成功。 人类文明的特征之一，是“面孔”的特殊重要性。然而，这点还不足以解释，当注视着达尼埃尔·达里约面孔在银幕上逐步变形时，观众所产生的情感。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变化有可能转变整个宇宙的形象，那么光凭面部的变化也无法唤起如此反应——我们常批评奥菲尔斯那些流动而繁复的镜头运转，其实正是围绕着面孔的蜕变而编织出来的整套视觉网。 那条贯穿所有引人入胜之作的抽象曲线——在《危险边缘》或《日出》中，引领主角由城市走向孤独；让褒曼踏上火山斜坡，让莉莲·吉许在冰面上漂流；促使《夺魂索》中的年轻刺客走向失败，使《大河》中的年轻恋人学会接受——在《伯爵夫人的耳环》中，我们也能认出那条抽象曲线的痕迹。它的形态虽不可言说，却像是某种最初使命的印记。 所有伟大的电影都是精神旅程的叙述；如果从小说到银幕，维尔莫兰笔下的人物通过爱情来消解自恋，以激情的要求取代对社会规范的尊崇——后者仍体现在他们的举止之中，保持着某种道德优雅——这正是为了使女主角踏出那一步：那一步既令人恐惧又充满决心，使她从年轻妻子的轻浮走向濒死者的清醒。面对死亡时，伯爵夫人本是惊讶、甚至难以置信；最终，是偶然与丈夫的盲目，使她重新得到了那副她渴望到足以失去一切——甚至是生命与爱情——的耳环。请看，是道德上的必然促使她选择了自己的命运，正如将军与大使也清醒地接受了他们早已无力承受的结局。 我理解，如果这部改编作品出自某位职业编剧之手，人们会提出批评。但对我来说，本片的非凡之处恰恰在于它是导演的改编，且只有通过这部电影本身，它才具有意义：《欢愉》教会我们，在忠实的外表之下，奥菲尔斯是如何让人物经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的。而在这里，导演不再为莫泊桑的动物性角色注入灵魂，而是要将由“误入歧途”构成其存在的文学幽灵，赋予血肉之身，让他们面对上帝与罪。他们行为的准则不再是世俗礼节的教条，而是来自社会与宗教的凝视。 剧情可以简化为一系列“特权时刻”，每一刻都被当作完整的音乐主题展开和并置，犹如协奏组曲中的独立乐章；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倾向：角色想要接近彼此变得越来越困难，导演用各种障碍干扰他们本就徒劳的追寻。同时，他也偏爱“复杂布景”——这些布景不仅没有阻碍人物动作，反而通过它们自身设下的陷阱，引发并拓展了人物的行为。评论界早就注意到这些特点，并将其总结为“奥菲尔斯风格”的部分常数。但如此繁复，仅仅是为了回避过于简单吗？是否，这些旋回曲线不过是旋绕于一条明晰的线索，其边缘偶尔在惊人的闪光中破裂？是否，那些精准的笔触，正是为了捕捉某张冻结面容上骤然的启示？我们不如承认：我们对“场面调度的纵深”有着许多根深蒂固的成见。实际上，技术上的难度才是最可靠的保障。正因为有难度，才会有风险——即失败或奇迹的可能。而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是最隐秘情感在银幕上的危险映照。 如此持续地抗拒情绪，以技术之峻烈包围情绪，绝非出自“二流导演”之手。温柔让位给道德家般的冷酷清醒，这种干涩的质地，在我看来，比自怜地展示他人苦难（这种展示最容易赢得同情）更能体现心灵的丰厚。我说的是“残酷”，真实到创作者不得不刻意去稀释的“残酷”。通过伴侣们的进出穿梭来调节它的强度，才使人能够承受（想想“伯爵夫人”临终时令人无法忍视的光辉）。如果有人仍说奥菲尔斯的作品轻浮，那让他说去吧。但我更愿称其为冷酷分析者的创作，那些虚伪的优雅并不意在掩盖其沉重。不：这不是二流小导演的作品。这种对施尼茨勒或莫泊桑作品中最严厉残酷场面的迷恋，这种对“引诱者”角色的持续追踪（更进一步说，是对引诱本身的探究——一个灵魂被另一意志捕获的过程），这种对最初纯洁的怀旧——既已失落，又在悔恨中得以保存的纯洁——其女主角最终在无可挽回之境中交付自我。观众在《轮舞》结尾感到的不适，可能只是本能的抗拒——不愿跟随作者走进他那私人情感地狱的最后几个圆圈。维也纳，抽象宇宙的首都，只不过是一座注定毁灭的城市，在末日的辉光下，圆舞曲与水晶灯仍在旋转。 附言：很遗憾，我们必须指出：编剧马塞尔·阿沙尔的对白过于轻率，在片中显得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