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醉天使

黑泽明的《醉の天使》（Drunken Angel）是日本战后诞生的一部时代性作品。这部电影虽创作于1948年，但其反思与覆盖的历史维度，绝不仅仅是日本战时与战后的几年时间。从日本明治时期的西化，大正年间的现代化，直至昭和初期的军国主义到二战后的战败，电影抽丝剥茧地将这一路以来属于日本人的群体记忆贯穿在故事线索之中，通过对日本战后社会视觉化的图像隐喻，对迷途与伤逝警示性的渲染，对战时思维冲突性的质问，以及对于传统价值追溯性的回顾，这部电影展现出的不仅是一个民族自身历史发展条分缕析地剖解，同时也是艺术创作之于社会的困境与人的生存而探寻的出路。医生与黑帮《醉の天使》设定了医生与黑帮两个主要人物身份，其中的意味都颇为浓厚。故事的缘起是作为黑帮小头目的松永到真田医生的诊所动手术，而后查出自己患了肺结核。医生告知他禁酒，而黑帮的松永慢慢从抗拒治病转变为接受治疗。然而，当松永的帮派头目出狱回到松永的生活中时，一切又都向着无法阻止的方向不断加剧、脱缰而行。医生真田与黑帮松永二人的接触每次都展现出一些冲突。这其中作为黑帮的松永，自身的存在就暗示着一套霸权语言和法外之法，包含着一种被裹挟在大系统和大规则中的强硬与无奈。在二人的几次冲突中，松永先是因为盲目而不承认自己得病；之后又因黑帮的自尊不愿屈从他人的指令而抗拒医嘱；同时，他还将治疗疾病的求生欲望与畏惧毁灭、畏惧死亡相混淆，意欲通过刚硬的抵抗来消磨他心底真正的畏惧，以自我牺牲来保全其生的骄傲。最后，他虽开始治疗，但已经开始生效的隐患让他无法逃离，使得他在某种惯性的忠勇中，仍选择在黑帮系统自身的规则与道义中完结他所面对的所有问题。这其中盲目的集体性的忠义、自我牺牲与尊严荣誉，无不隐喻着军国主义时期日本所秉持的价值追求。而松永本身所经历的彷徨、极端化，乃至背叛，也代表着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日本在一个极盛而膨胀的历程中，未曾不清醒面对过的集体情绪。而这一切在无法停止的碾压的车轮下不断向前，直到战后的急停中，才得以正视与医治。与预示着日本的松永相对的，是真田医生的身份。无论是医身还是医心，医生这一隐喻最主要的两个作用，一个是不断为病人揪出病灶，另一个则是为病人提供医治办法。医生面对病因，必须一针见血、当头棒喝。无论是病人身体上子弹的外伤、肺部的感染，还是心理上否定得病、抵抗治病，医生指出的是病人流氓般的生活方式，以及内心的怯懦、偏激与不理智。同时，作为唯一有能力知晓解决办法的人，医生是唯一能够在一片困境中给出指导的人。电影里数次特写的一片肮脏的泥沼，就位于医生的诊所外。而这片泥沼也被视为是战后日本一片颓败的象征。出入于医生诊所的病患，既有女学生，也有黑帮的社会人。这暗示着新一代的年轻人（几乎没有战前的记忆和因国家民族起伏而来的挫败感）以及有历史记忆的中年人（在各种关乎他们生存的体制中饱经风霜又身不由己）。他们穿越泥沼来到诊所，表现着他们无论年轻与否、无知与否，却都身处及面对着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度，为明日的存在渴求一个救赎。一个日日与这一滩泥沼相伴的医生，不仅要承托起未经世事的新一代的生存的希望，也要为千疮百孔的被大时代扭曲的人们找到仍可以继续活下去的可能。电影中设定了作为病人的松永与作为医生的真田，本身就包含着黑泽明为战后日本的一片死气寻求出路的特别用意。遗忘的旋律与杀人之歌在这部电影中，吉他曲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不断闪烁的存在。电影开始于富有日本民间小调的吉他曲中，随之视觉的帷幕拉开：在现代化的路灯和道路下，还可以看到带有乡村气息的人们的夜间纳凉与闲谈。日式的吉他小调来自于一个无名男子在泥沼旁的闲弹，几乎夜夜如此。而这个西洋乐器到底是什么，之于周围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并无所谓，好似究竟是电灯、马路、垃圾处理站，还是下水道系统，之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并无所谓。在这一片生活照旧的土地上，西化所带来的转变，好比这弹着日式小调的吉他曲一样，虽与众不同，但也逐渐会消解在人们的习惯中。而整个电影中唯一一次变调，是松永的黑帮老大出狱来到这片泥沼的时候。他不由分说地拿过吉他，弹起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曲调。而曾经弹吉他的无名男子在一曲之后，不由分说地认了大哥，并询问这是什么曲子。此时，黑帮老大回应这是杀人之歌。在这一次变调之后，与宁静的夜晚同时升起的小调不再响起，取而代之的，是黑帮老大自得地弹奏杀人之歌的几个瞬间，以及不断演进，冲突不断加剧的戏剧化场景。1850年代Hiroshige的江户百景到1870-80年代Kiyochika的东京图像，再到1930年代Koizumi的东京城市版画，为我们留下了日本城市西方化、现代化建设的视觉线索。在日本版画艺术家的眼中，Hiroshige的江户图景，还仍然是自然景观编织着河流水道，市民点缀其间的古城样态。Kiyochika明治时期的东京城，在维新的潮流下已出现了铁路与路灯，而夕阳下电线杆与穿着和服的人们投下长长的影子，樱花树、赛马场与月夜下的烟火长桥，使得东方城市田园诗般的清新情调，夹杂着欧洲工业革命后启蒙时代的蒸蒸日上感一并跃然纸上。而到了战前的1920-30年代，经历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东京，城市重建引发了疯狂的现代化热潮。Koizumi的城市图景记录下很快崛起的代表着公民权利的公共绿地与纪念性公园，代表着现代娱乐消遣方式的歌舞厅和电影院，还有更加锐化的夜间灯光。平板化地对于重建城市的荣耀性描绘，一方面凸显了历经数十年追赶西方、模仿西方的道路之后，东京确实改头换面成为了一个现代都市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好比一战前未来主义之于速度、技术、革新的热忱一般，来自自然的毁灭性灾害完全为东京的西化与现代化建设抹消了瞻前顾后的疑虑，对于新城市的建设与讴歌，成为抗衡自然力、掩埋过往废墟的实际体现，而这改头换面也为日本带来了变奏式的驱进。在黑泽明电影中，同是一把西洋吉他，如何运用它，怎样的人弹出怎样的曲调，暗示着西学及现代化之滥觞给日本带来的不同命运。在日本融汇外来之学的过往历史里，往往是几种权力与势头的相互交叠与争斗，促发了外来文化真正的本土化。好比日本的茶道，最初是兴盛于高层的幕府活动，而茶具也多因武士阶层的特殊权利，而一概使用中国的进口瓷。但以Hideyoshi和Seno Rikyo为分野的茶の道的真正的奠定，正是以武士为代表的政治权力和以商人为代表的经济权力产生碰撞的时候。武士偏爱中国趣味，掌控着国之间的物质流通，以茶的活动彰显权力；而商人则通过对本土工艺的支持孕育自身的文化品位，通过完善整合属于本土的文化资源，对抗来自上层权力的文化统摄。从而，本土的艺术语言和审美趣味得以在实在的社会环境中锤炼、开花结果。在日本传统的社会构架中，来自武士阶层的政治力量，来自寺庙神社的宗教力量，来自天皇宫室的文化力量，以及来自民间商人的经济力量，其分立和相互消长的状态，都在为日本吐纳外来之学而镇守四方。而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地方武士大名的分权转化为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皇室开始成为另一种国家象征的代言，士农工商等级差别的去除及平民文化的崛起，传统宗教信仰面临现代生活的衰微，以及经济力量的公司化、企业化，都在为日本本身迎接外来之学的有机构架重新洗牌。在明治时期，面临突如其来的西学，至少教育机构尚且还有东西学之争，美术学校还有传统作坊式和西方学院制的平行构架。而战前的日本，虽时至今日关于昭和天皇是否应负战争责任还处于争论之中，而日本国内除军国主义思想外还有哪些声音仍需更多了解之后再做论断。但显然，处于本应分立和互相审视的不同力量，都被置于了同一个洪流之中。这个尚武的洪流，在黑泽明的电影中以阳刚、越轨、暴力又自成体系的黑帮为代表。当黑帮老大弹起了杀人之歌，这个让人毫无戒备却意外到来的瞬间，便是一股力量统摄其他所有的时刻。这首每个音都多少有些偏离的新曲，打乱了原来音位准确的旋律，而曾经新旧交叠的渗透在人们生活中无害的日式小调开始被搁置、被遗忘。这一个变奏的瞬间，是黑泽明选取的一切奔向脱缰的诱因，是事情走向不可控的那个起始点。这个初始的病灶，是所谓西学的发展与进步被从人们的生活中拿走，变成了别的声音、别的工具，是人们遗忘了自己的声音。松永之死，医生的愤慨与女人的哭泣作为病人的松永最终死去。而面临他悲剧性的结局，医生与女人的态度彰显了两种不同的反应，而这两种反应也关乎着战后日本的道路。电影的结尾处，医生与一直喜欢松永的酒店老板娘谈论松永之死。二人站在那片沉闷依旧的泥沼前，泥沼里多了一个漂浮的人偶。老板娘提到，在松永死前，她曾劝他一起离开这座城市，离开所有纷争。两人共同回到她的田园式的故乡，养病，生活，抛开一切过往与世无争。但最终，她也没能阻止松永的最后一搏与毁灭。医生也提起自己有产生过同样的想法。随之，女人掩面哭泣，而医生厉声怒骂。女人为走向不理智的男人寻找解脱，而其解脱方法是回到过去，回到未开化与一切恶化之前的那个地方。对于松永来说，这是一个与医生的治疗和痛斥平行存在的，来自他人的拯救式的建议。然而，无论是千年暗室，一灯则明；还是奥德赛的归途之旅。被点亮过的暗室，不会因为灯的寂灭而让屋内的事物都不复存在；被打开的封闭世界，本身就崩塌了曾经别无他物的完整逻辑，无法重新回归到一个不曾知晓与不曾开启的状态。面临日本现代历史上的惨痛挫败，幻化为女性气质的反应是一种恋旧、逃避以及感性的劝告，是逃回温柔乡的浪漫、理想又脆弱的幻想式解脱，而直接发生在电影叙事线中老板娘最终作为宣泄的哭泣，则更加直接地展现出这种解脱的无力与无作为。医生未曾没有恋旧的彷徨，然而他终究没有如此告知松永。日本明治维新直指到二战战败的这一条道路，本就是一个在不断打碎原有世界，昂扬与阴暗，自卫与侵略此消彼长的过程。最初攘夷派倒向推行西学的逻辑，是考虑西方人源源不断涌入是因为日本人与之不同，那么若日本学习西学变得与之类同，便能够顺其自然地攘夷了。而初学西学而获得的成就，使得日本领先地在历史一贯的中、日、韩的东亚文化交流范畴中，首先获得了世界的视野，将一贯以来日本文化与汉学文化之间的互通，在新的全球时代里转化为亚洲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共融。而由此带来的，进一步追求技术的革新和社会的变革，追求国家力量的强大和已有发展的稳定， 又笼罩在对于被再次侵犯的恐惧，和渴望繁衍、同化他国的殖民愿望中。在现代语境的解读下，葛饰北斋的浮世绘《神奈川巨浪里》成为了日本在开国之前，面对海洋、每对外围世界而产生的焦虑与挣扎的最好诠释。明治之前，日本并非没有与西方的交往。因荷兰的航海贸易而兴盛的兰学，因葡萄牙海外探索而诞生的南蛮屏风画，乃至蒙古人从亚洲大陆而带来的侵犯性的威胁，直至美国海军Perry准将率领6艘黑船来航，这一幕幕都联系着日本统治者一段段忧心忡忡的历史。虽然德川幕府实行闭国政策，然而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海平面上浮现出了异域的风帆，包裹日本岛屿使之与世隔绝的海洋不再是天然的屏障，这种转变显然为执政者们带来了动荡的讯息。相呼应的，在流通于市场作为大众文化的浮世绘中，葛饰北斋以旋转的构图描画出滔天的巨浪，巨浪后的背景是远处岿然不动的富士山，而人们在远离着代表不变与永恒的神圣之山的前景中，漂泊在巨浪之下，迎接着自己未知的命运。电影中医生深知松永外表的强硬掩藏的是其内心的怯懦与不安，对病的抗拒延伸到对医治的抗拒这种荒诞的逻辑，正是他害怕前路的毁灭而自掩双目的自欺欺人，而让松永得以医治的方法并非逃离一切纷争回到乡下，正如现代化了的日本不可能重新扫平所有回归传统的乡村与旧建制，而惩办黑帮头目去除强权逻辑，并且唤起松永清醒的自我珍惜之心才是真正的医治之法。在第一次的接触中，非常有预示性的，医生给松永动手术之前，打开诊所的门，门吱呀着慢慢合上，又打开，再合上，往返几次。这似乎暗示着之后医生试图为松永打开一条医治之道，却得往返多次才能稍有效果。最后医生面对松永之死，他由这一悲剧而化出的行动是搬起泥沼旁的石头，掷入一滩死水之中，而后铿锵地痛斥：这些黑帮流氓的逻辑，便是永远在最后的时刻做出错误的选择，因而他们才如此一事无成pointless和毫无知觉地滥伤无辜senseless。不同于女人耽溺幻想式的解脱，医生不作对于过往另外可能性的设想。医生直视所有的事实，包括病人的一切可悲与可恨之处，包括当下已经发生的必然与过往的直接联系，从而将这条或许有开端却远还未终结的道路，从现在当下这一刻开始，继续以走向健康的姿态坚持走下去。作结：最初的那首歌与理性的生活电影的结尾，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的病渐渐好转消退，而分享着松永之死的人们各自道别，现实的战后日本如何可以像电影的结尾一样理想而充满曙光？医生最后和女学生谈论治病，告诫女学生要理性地生活，然后挽起女学生哼起了小调，歌词大意是“我们爬上高高的山坡，我们看到了远处的海港”。这曲小调是极有意象又极富意味的一句镜头式浓缩，“我们站在更高的地方，看到了更远的世界”，这个场景就是日本近现代历史的一切开端。而站在一个仍然有着恒久的厚德的土地上而非漂泊于命运的巨浪中挣扎，遥望着可探求的一片新的领域意气风发、朝气蓬勃，那个才是开眼看世界的瞬间应记住不忘的初心。电影的最后，在经历了一代人某种生的欲求的毁灭之后，医生哼出的这个小调，无疑是给一滩泥沼里仍活着的人们的一剂良药。在走过许许多多曲折与迷途之后，人们虽无法回到一切未发生过的过去，但仍值得记起当一切并未病变之前，那可以纯粹踏出的第一步，本应有怎样的能量，并再次憧憬。与此同时，同样患有肺结核的女学生，也代表着与过往有联系而非崭新的、无所知觉、无所浸染的人。这更加恰切地展现出战后日本的状态，因为没有一个属于国家的个体，即便是新生的个体，可以彻底摆脱这个国家曾经演进的逻辑与曾经发生过的事实所造成的影响。而得以在恶性的循环中找到一丝停歇，得以在一滩死水中寻得生机的方法，恰是医生对女学生的告诫，也是女学生得以治好疾病的原因：直面问题、谦逊、自律、清醒。即，理性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