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离奇的故事促使我不断网络搜寻，直到看到刘心武先生的这篇文章：刘心武的文章 我正在家里心情大畅地准备行装,忽然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不免吃惊——门外站着我们单位的一位负责人。 那是1983年初冬。我被安排参加中国电影代表团到法国参加南特电影节。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名单是由当时电影局长石方禹拍板的。当然,电影局还必须征得我那时的所属单位——北京市文联的同意。很爽快,甚至可以说是很高兴地同意了。第二天就要出发了。北京市文联的负责人老宋却忽然到我家来,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我把老宋让进屋,他也不坐,看看周围,我告诉他爱人孩子还没回家,他知道家里只有我一个,就跟我说:“有个事要嘱咐你一下。” 老宋为人一贯温厚随和,但他话一出口,我不禁有些紧张了。明明头两天他见到我还提起去法国的事,只表示为我又能增加见闻高兴。他有事要嘱咐我,怎么早不说,现在风风火火地跑来说? 老宋个子高,真所谓虎背熊腰,我站在他面前,仰望着他。他十分严肃地嘱咐我:“到了法国,如果有人问到时佩璞,你要证实,他是北京市文联的专业创作人员。” 宋老又叮嘱一句:“你记住啦?”我点头。他就蔼然可亲地说:“那好,不耽搁你收拾行装了。祝你们一路顺风!”接着就告辞。 老宋走了。我暂无心收拾东西,坐下来细细琢磨。 我意识到,老宋突访我家,一定不是他个人心血来潮。 到了法国,我应该在有人问起时,证实时佩璞属于我们北京市文联的专业创作人员。 我能证实。 想到这一点,我心安。我害怕撒谎,哪怕是为正义的事业撒谎。老宋不是嘱咐我撒谎而是强调我应该说实话。我很乐于跟任何人陈述真实情况。 我是1980年从北京出版社调到北京市文联任专业创作人员的。直到1986年我又从那里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杂志工作,并没有对专业创作人员评什么一级、二级……专业作家的做法。后来时兴那样的做法,我已经从事编辑工作,未能参评,从那以后到现在,我已没有专业作家的身份。但1980年至1986年之间在北京市文联任专业创作人员(也可以说是专业作家)那几年的情形,回忆起来还是花团锦簇、满心欢喜的。 那时候的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群真是老少几辈济济一堂,蔚为大观。老一辈的有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阮章竞、雷加、张志民、古立高、李方立、李克……壮年的有管桦、林斤澜、杲向真、杨沫、浩然、李学鳌、刘厚明……归队的有王蒙、从维熙、刘绍棠等……新加入的有张洁、谌容、理由等。因为人多,每次组织学习,必分组进行。我分到的那一组,除了上面提到的某些大名家外,还有一位资历极深的老诗人柳倩,他曾是“创造社”的成员。另一位呢,跟我友善的兄长辈作家附耳嘱咐:“千万别在他跟前提到艾青!”原来艾青于他有“夺妻之痛”;再一位呢,就是时佩璞。 开始我也没怎么注意他。有一天又去学习,他恰巧坐在我旁边。他堪称美男子,头发乌黑,脸庞丰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脸庞和脖颈皮肤超常地细腻。我估计他那时怎么也有四十岁了,心中暗想,他就没经历过下放劳动吗?怎么能保持这样的容颜?更引起我好奇的是,他里面的衣裤和皮鞋都很洋气,可是身上却披着一件土气的军绿棉大衣,那时候可是只能从军队里能得到的啊。 学习会休息期间,我们有对话。我跟他说,真不好意思,还不知道您是写什么的,是诗人吗?他就说是写剧本的。我就问他写过什么剧本?他说写过《苗青娘》,我就“啊呀”了一声。 我敢说王蒙他们可能直到今天都不知道何谓《苗青娘》,那真是太偏僻的作品了!可我偏偏知道! 当然,我以前只知道有出京剧是《苗青娘》,并不知道编剧是谁。于是不得不再自我惊叹,我的祖辈、父辈、兄姊辈,怎么会牵出那么多七穿八达的社会关系,竟一直影响到我,有的甚至延续到今天。父亲曾和一位赵大夫有密切交往,而那位赵大夫的弟弟,便是京剧界鼎鼎大名的程派青衣赵荣琛,因而,我们家的人,在以往的程派青衣里,也就特别关注赵荣琛,也就因此知道些赵荣琛的秘辛。比如,上世纪60年代初,有关部门忽然夤夜造访赵荣琛家,说是对不起打搅,毛主席想听您唱戏。赵荣琛登上接他的汽车去了中南海。下车的时候,发现另有一辆车,接的是侯宝林。原来毛主席把夜里当白天过,白天是要睡觉的。进去后发现那是跳交际舞的大厅。毛主席跳舞间隙,再听段相声,来段京剧清唱。毛主席很亲切地接见了赵荣琛,让他坐到自己那架大沙发的阔扶手上,说你今天能不能唱段新鲜的?赵荣琛就说,那我唱段《苗青娘》里的二黄慢板吧。毛主席那时候也不知道何谓《苗青娘》,说生戏生词听了不懂,赵荣琛就扼要地介绍了剧情:此剧又名《羚羊锁》,剧中的苗青娘因金兵入侵与丈夫儿子离散,丈夫投入敌营,苗青娘后来也被掳去,在敌营她私下劝丈夫杀敌归汉,丈夫不从,还要加害于她,她就在儿子帮助下刺死丈夫,以明爱国之志。毛主席听了剧情,十分赞赏,说表现大义灭亲啊,好!又让秘书拿来纸笔,赵荣琛当场挥毫,毛主席直夸其书法漂亮,后来赵荣琛唱那段二黄慢板,毛主席就边看写出的唱词边叩掌细品。 我跟时佩璞说知道《苗青娘》,他长眉微挑,道:“真的么?”我略说了几句,他发现我非吹牛,十分高兴。我问他是否自己也上台演唱?他说当然,只是次数不多。他说曾拜在姜妙香门下,在北京大学礼堂唱过《奇双会》。哎呀,天下巧事到了我这儿真是一箩筐!我就跟他说,我哥哥刘心化是北京大学京剧社的台柱子啊,唱的是梅派青衣。他说那回他们在北大演出,前头就有北大京剧社的成员唱“帽戏”,我说指不定就是我哥哥唱《女起解》哩……我们聊得就更热乎了。 后来有一次,学习时我们又坐一块,休息的时候又闲聊。他问我住哪儿,我告诉他在劲松小区。那时候只有落实政策的人士和极少数加以特殊奖掖的人士,才能分到新小区里的单元房,我告诉他时不无得意之色。我分到一套五楼的两室单元。四楼有一套三室的分给了赵荣琛。刚听到那个消息时我兴奋不已,但由于赵荣琛那时年事已高,又有腿疾,拿那四楼的单元跟别人调换到另外地方的一楼去了,我也因此不能一睹赵荣琛便装的风采。不过我们那楼里住进了荀派传人孙毓敏,还有著名武旦叶红珠……时佩璞很为我是个京剧迷高兴,他说,原以为你只知道几出“样板戏”。散会时我顺便问他住在哪儿,他说在和平里,欢迎我有空去坐坐。他问我喜欢喝茶还是咖啡,我说当然是茶,咖啡喝不惯。他说那真可惜——他那里有上好的咖啡。他给我留下电话号码,又说,你要来一定先打电话,因为我也许在城里的住处。他家里有电话?那时候我们住在劲松小区的中青年文化人几乎家里都没有安装电话,打电话接电话都是利用公用传呼电话。所谓“劲松三刘”——刘再复、刘湛秋和我,都是到楼下那个大自行车棚里去,那里有一台宝贵的传呼电话。我记得有一次因为都在那里等着邻居打完长时间的电话,站得腿酸,湛秋就一再问我,怎么才能申请到私人电话?而时佩璞家里却有私人电话,更让我妒火中烧的是,他居然除了和平里的住处,在城里还另有住处!当时阴暗心理油然而生——《苗青娘》的影响,怎么也没法子跟《班主任》相比啊……(那时候因为和平里在二环路以北,被视为“城外”,现在四环以外才算郊区。后来知道,他城里住处在新鲜胡同,是一所宅院,住所里不仅有电话,更有当时一般人家都还没使用上的冰箱等电器)。 我当然没有给时佩璞的和平里居所打电话,也没有去拜访他打扰他构思写作新剧本的想法,只盼望下一次学习时能再跟他抽空聊上几句。但是,那以后时佩璞再没有出现,我没太在意,专业作家的学习会常会缺三少四,我也请过几次假。当我已经差不多把时佩璞忘记的时候,在去法国前夕,老宋却突然来我家,特别就时佩璞的身份问题嘱咐于我。没得说,我一定照办。 到了法国,在巴黎住了一晚,第二天就乘火车去了南特。那是一座典型的西欧富裕城市,整个儿活像一块甜腻腻的奶油蛋糕。在那里每天要参加许多电影节的活动,我的神经高度兴奋,兴奋点几乎全跟电影有关,因此,几乎把时佩璞忘得一干二净。在南特期间没有任何人向我问起过时佩璞。 # 从南特返回巴黎,第一夜,我就想起了老宋,他那嘱咐我时的身姿神态宛在眼前,我就提醒自己:若有人问,一定要如实回答。当然,我也懂,如果没有人问起,一定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个名字。 在巴黎停留的几天,我多半是约上陶玉玲,用当时堪称大胆,如今已很时兴的“自由行”的方式,乘地铁加步行,到各个名胜景点观光,没有任何人认识我们,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任何人跟我们提出任何问题。巴黎的华侨领袖请谢晋和我们一行去看“红磨房”的演出;参观新奇有趣的蜡像馆;到华侨开的旅游纪念品商店购物;到有红柱头和龙图案的中餐馆吃饭……其间也没有任何人提起过时佩璞。在巴黎还有几位专门研究中国电影的人士跟我们聚谈,他们谈的都是中国电影,不涉及京剧,当然更没有什么跟《苗青娘》相牵扯的内容。 那是在巴黎最后一晚了。我跟陶玉玲逛完街,回到旅店,谢晋见到我就说,有位叫于儒伯的汉学家打电话到我们俩住的房间,说晚上想约我出去吃饭,聊聊天。谢晋告诉他,我可能会吃过东西再回旅馆,于儒伯就让谢晋转告我,多晚都不要紧,吃过饭也没有关系,他还会打电话来,一直到我接听为止。如果我吃过晚饭,他会带我去酒吧聊天。 于儒伯是那时法国汉学家里关注当代中国作家创作的一位。他多次访问中国,跟几辈中国作家都有交往。他在北京见过我,在法国报纸上介绍过《班主任》和“伤痕文学”。我既然人在巴黎,他来约会,没有理由拒绝。谢晋发现我面有难色,以为我是逛累了,就劝说:“人家是好意。你累了先躺一躺,到酒吧喝点鸡尾酒,你就有精神了。”他哪里知道,我是怕终于由于儒伯来问时佩璞。 于儒伯是个中国通,但有时候“通”得有些可怕。记得有一次我应邀到外地参加活动,住在我自己连名字都还记不清的旅馆里。刚进房间不久,电话铃响,一接听,竟是于儒伯打来的,我吃惊不小,忙问他怎么知道我到了哪个城市,而且还知道我住的旅馆,更知道住的是几号房间,什么事像侦探似的追着我来电话?于儒伯却只在电话那边呵呵笑。其实听下来,他找我也并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 7 那晚在巴黎,我还并不知道,时佩璞从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学习活动中消失,是应一个文化活动的邀请到了法国,而就在我们中国电影代表团去参加南特电影节前数月,他在法国因间谍嫌疑被捕,将面临起诉审判。绝不愚钝的我,已经敏感到,无论是法国人向我问起时佩璞,还是我答曰他跟我一样是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都绝非一桩可以轻描淡写的事情。 我紧张了,甚至问谢晋要了些他所喜爱的威士忌喝。我希望于儒伯不再来电话,毕竟,我是戴过红领巾和共青团徽章的人,成长过程决定了那时的我绝不适应夜生活,哪怕是很雅皮的酒吧夜生活。那个时间段我应该上床睡觉了。 然而电话铃响了。谢晋提醒:“找你的。”我去接,是于儒伯。他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车就停在你们旅馆门口……” 我出去上了于儒伯的车。他驾车,我坐在他旁边。问好之外,且说些淡话。他开车太快,拐弯太猛,而且,妈呀,怎么要跑那么远?!什么鬼咖啡馆,非去那儿吗? 终于到了。是一间很雅致,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朴素的酒吧。显然于儒伯是那里的常客,柜台里外的服务人员都和他亲热地打招呼。于儒伯把我引到一个车厢座,哎呀,那里怎么另有两位法国人?于儒伯给我介绍,人家也就礼貌地跟我握手。我只听清其中一位是一家什么报纸的编辑,另一位没听清是什么身份。我是否该再追问一下呢?心里这么想,却没追问。于儒伯给我推荐了一种淡味的鸡尾酒,后来又要了些小点心。他谈兴很浓,向我问到一些人,记得问到巴金,问到王蒙,问到毕朔望(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主任)……我心上的弦绷得很紧,随时打算回答他那重要的一问,“是的,时佩璞是我们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之一,他是位剧作家,写过一部剧本叫《苗青娘》……”但是,直到后来我说实在很疲惫,明天一早就要去机场赶飞机了,他乐呵呵地送我回到旅馆门口,挥手告别,祝我一路顺风,又说北京再见,并没有一句话涉及到时佩璞。 睡下以后,我在被窝里重温与于儒伯的会面场景,他应该不负有向我询问时佩璞的任务。他和我交谈中,不时穿插着用法语跟那两位不懂中文的法国人翻译我的部分话意,又仿佛略讨论几句。我仔细回亿推敲,其中一位确实是报纸编辑,另一位则应该是出版社的人士,于儒伯和我探讨的主要是当下中国哪些文学作品适合介绍翻译到法国。 回到北京,我很快选择一个只有我和老宋在场的机会,向他简单地汇报:“整个在法期间,没有任何人跟我问到过时佩璞。” 说完我就离开了。 1984年,我接到当时西德方面的邀请,去了那里。在法兰克福,一位德国汉学家说刚从巴黎回来,我就问他是否见到于儒伯?西欧汉学家是个小圈子,一般都有来往,若是汉学界方面的活动,一定会熟脸汇集。没想到他说:“你不知道吗?于儒伯死了。前些时候他开车去奥利机场赶飞机,半路上撞车,死了。”我一惊,跟着一乍:“是一般车祸吗?会不会是……”对方说:“就是一般车祸。谁会谋杀一个搞汉学研究的人呢?”虽然道理确实如此,我还是发了半天愣。 后来我跟小哥刘心化说起时佩璞,他还记得当年时佩璞在北大礼堂演出《奇双会》的盛况。他说时佩璞还跟关肃霜配过戏。时佩璞不仅能唱小生,也能演旦角,扮相极好,嗓音也甜,只是音量太小,“跟蚊子叫似的,若不坐头几排,根本听不清,那时候也不兴带唛。”但是,他听我说时佩璞是《苗青娘》编剧,却大撇嘴。他强调那是很早一位叫金味桐的先生专为程砚秋编的本子,但是程本人并没有排演这出戏,后来赵荣琛演了,但总共也没演几场,是极冷门的一出戏。 出于好奇心,我到图书馆去查,找到薄薄的一册《苗青娘》,是196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那个戏曲剧本署了两位编剧的名字,第一位是薛恩厚,第二位是时佩璞。再后来又打听到,时佩璞曾在云南大学学过法语和西班牙语,他与薛恩厚合编《苗青娘》剧本的时候,编制在北京青年京剧团。关于苗姓女子杀夫殉国的故事,不知究竟源于何典,但闽剧里早有相关的剧目,只是女主角姓苗而不叫青娘。1952年金味桐编写的剧本叫《羚羊锁》,羚羊锁是戴在女主角儿子脖颈上的具有标志性的佩件,是贯穿全剧的一个道具。儿子长大后与父母重逢,在父母发生去留争议时站在母亲一边,最后与母亲一起大义灭亲。将同样的故事改编成有所区别的剧本,在戏曲中是常见的事。薛、时的剧本究竟与金味桐的剧本差别何在,因为没见到过金本,无从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薛、时的剧本在弘扬爱国这一主题上,特别用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时佩璞的好奇心渐渐淡漠。 1988年我再次踏上法兰西土地,这回是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巴黎,有一天聚餐时,我忽然听见几位巴黎的中国华侨议论起时佩璞,内容是时佩璞1983年被捕,轰动一时,但很快人们就被新的轰动事件吸引,几乎把他全忘记了。可是,三年过去了,1986年法院忽然进行宣判,判时佩璞犯间谍罪,判他的情人、法国原外交官布尔西科犯叛国罪,顿时又引发了轰动。细听那几位华侨讲述,事情也真该轰动,太耸听了啊! 原来,布尔西科先在法国驻北京大使馆工作,是级别很低的外交官。他在一次酒会上见到了时佩璞,当时时佩璞被邀去表演京剧唱段,是彩扮演唱,扮相不是小生而是小旦。布尔西科为之倾倒,两人后来私下就往来起来。布尔西科一直以为时佩璞是女人,两人的关系最后发展到肉体接触,多次做爱。后来布尔西科奉调回国,但两人情深意绵,剪不断理还乱。再后来布尔西科谋到法国驻蒙古国大使馆里的职务,利用出差北京的机会,跟时佩璞再续前缘。有一次布尔西科到北京找时佩璞时,发现时佩璞身后有个怯生生的小男孩,是中国人与西洋人混血的模样,时佩璞就让那孩子叫他爸爸。布尔西科没有怀疑,接受了这个意外的惊喜。后来时佩璞带着孩子来到巴黎,跟布尔西科团圆。但好梦难续,法国反间谍部门称掌握了确凿材料,布尔西科与时佩璞交往期间,不断把大使馆的机密文件带给时佩璞…… 最令法国舆论大哗的是,布尔西科直到1986年宣判时,才知道时佩璞竟是男子!而时佩璞虽然不承认是间谍,却对自己的男子性别直供不讳!法庭还出示DNA检测结果,那个男孩与布尔西科毫无血缘关系,根本就是一个从中国西北部找来的貌似中西混血儿的中国儿童!布尔西科当场精神崩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发生性关系后还不能辨别性别吗?后来媒体根据分别采访向公众解释,说时佩璞主要使用了两个方法迷惑布尔西科,一是他能巧妙地隐蔽自己的性器官;二是他强调自己是东方人,不习惯在光照下做爱,必须在黑暗中进行。这样,布尔希科竟一直以为自己在和女子做爱…… 华侨的议论还有更多的内容,说是法国的审判结果出来后,在中国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时佩璞不是间谍,他是办理了正当手续被法国当局批准进入法国的。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施用“美人计”以获取情报。“时佩璞间谍案”对中法两国的关系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负面影响。更有意思的是,宣判才过一年,1987年,密特朗总统就宣布了赦免令,既赦免了时佩璞,也赦免了布尔西科。那么,他们出狱后,还会再在一起生活吗?当然不会。到1988年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巴黎访问的时候,据说时佩璞已然流落街头。他到中国领事馆要求回到中国,领事馆以他没有中国护照并且已加入法国国籍为由加以拒绝。 他们议论时,我一直默默地听着。身边一位不住在北京的同行问我:“这个时佩璞是个什么人啊?”我就回答:“他原是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他写剧本,京剧剧本《苗青娘》就是他跟另一位剧作家合写的。 就这样,在巴黎,我终于回答了关于时佩璞身份的问题。 我曾画过一幅抽象画,命意是“心灵深处”。那正是在我从“不惑”朝“知天命”跋涉的生命阶段。在那一阶段里,我不仅画水彩画,也画油画,有时更在材料、颜料和画纸的使用上“乱来”,完成后一般会在画题后注明“综合材料”。《心灵深处》就是一幅“综合材料”的制作。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生命历程,我开始醒悟,其实,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时尚……在表象之下,有很深很深的,难以探究却又必须孜孜不倦地加以探究的东西,那就是人性。在人,那活生生的躯体里,存在着一个神秘的心灵,在心灵的深处,时时涌动着的,究竟都是些什么因素? 时佩璞和布尔西科的间谍案,确实没有搅乱中法关系。从官方来说,中国方面虽然坚决否认时佩璞是间谍,认为法方以间谍罪审判时佩璞令人震惊和遗憾,但表完态也就算了,不仅政治、经济方面的中法关系继续友好推进,文化交往也有增无减。刚判了时佩璞六年监禁,包括我们中国电影代表团在内的若干文化团体与个别文化人,仍前往法国参与各项文化活动,就是明证。 时佩璞确实爱布尔西科,布尔西科也确实曾把时佩璞当作东方美女爱得死去活来,这应该不算典型的“同志之爱”。时佩璞后来证实生理上并非双性人,也没有做过变性手术。时佩璞在法庭审判时说,他虽然任由布尔西科当作女子来爱,但他从未跟布尔西科宣称自己是女性。这申明对于法官确认他是间谍毫无动摇之力,但时佩璞说这话时眼泛泪光,使不少旁听的人士感到,他对布尔西科确有某种超越政治的情感的忠诚。据说两人同被赦免后,布尔西科对时佩璞转爱为恨,不愿再跟他来往,但到两人都越过了“耳顺之年”,时佩璞主动找到因中风住进疗养院的布尔西科,在他榻前真诚地表白“我还是深深地爱着你”。这应该绝对不是为完成某种使命才使用的伎俩,而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幽咽之声。 布尔西科难以原谅时佩璞。他比时佩璞小六岁,当他被时佩璞激起情欲拥吻做爱时,才刚满二十岁。据说他们初次做爱后,时佩璞去浴室洗浴,布尔西科在朦胧的光影下,看到时佩璞下体上有鲜血,就激动地冲过去紧搂他,连喊“我的女人”,由此布尔西科对时佩璞给他生下儿子深信不疑。他们给孩子取的法国名字叫贝特朗,中国名字则叫时度度。时佩璞当然是欺骗了布尔西科,但直到法庭审判,布尔西科仍坚称他向时佩璞提供使馆文件绝不是为了金钱,而只是出于感情,那感情不仅是爱情,更有亲子之情。当时佩璞承认自己并非女子,不可能生育后,布尔西科一定感觉陷入了地狱。审判结束,他们被作为一对男犯关进同一监室,对于布尔西科来说那就是地狱的最深一层。他质问时佩璞究竟是男是女?时佩璞拉开裤子的文明链让他看,又再拉拢。这比魔鬼的拷打更疼痛!监狱出于人道考虑,很快将时佩璞移送别处。布尔西科用剃刀自杀未遂。 法国总统为什么赦免布尔西科?据说布尔西科先后提供给时佩璞的那些使馆文件都是保密级别最低或次低的。当然,作为法国大使馆成员,哪怕仅仅有意泄露一份最低级别的保密文件都属叛国行为。布尔西科给法国带来的损失确实不足道,他的浪漫痴情却颇令人同情,这也许是赦免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尽管布尔西科从那以后一直不能原谅时佩璞,但有人在他家中发现了一段写在纸上的话,大意是时佩璞毁了他的一切,但到头来被人欺骗总比欺骗别人好,他仍然宁愿时佩璞真是一个女子,贝特朗真是他的儿子…… 法国总统赦免时佩璞,还可能是出于向中国示好——既然这个引起轰动的间谍案,社会舆论热点并不在政治、外交方面,那么,乐得施恩。一般人都认为时佩璞被赦后找到中国领事馆要求回国被拒,于是带着时度度隐居巴黎,但有细心的人士在1999年发现了一份《北京市卫生局统战处先进事迹》的打印件,其中列举的一桩“先进事迹”是:“旅法华侨时佩璞教授回京,他患有心脏病、糖尿病,我们安排同仁医院给予细心的治疗,他非常满意。”当然,那也许只是姓名相同的另一位时先生。1994年初,我到台北参加《中国时报》主办的“两岸三地文学研讨会”。除了会议的正式活动,还和一些台湾文化人到茶寮酒吧聊天。有一次在茶寮里,是和几位很年轻的台湾文化人在一起,有的还在大学里学戏剧或电影,尚未正式进入文化圈,但他们思想很活跃,心气很高,话题也就都很前卫。不知怎么就聊到了“同志电影”,有的说到底还是台湾走在了前头,八年前(1986年)虞戡平就把白先勇的《孽子》搬上银幕。有的就说还是大陆后来居上嘛,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去年(1993年)不是在戛纳夺得金棕榈奖了吗?于是就有一位提到最新的好莱坞电影《蝴蝶君》,说是根据一个中国大陆男扮女装的间谍的真人真事改编的,那间谍案在法国刚刚尘埃落定,纽约百老汇就编演了歌舞剧《蝴蝶君》。编剧叫黄哲伦,是个ABC(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中国裔人士),这剧一演就火了。去年(1993年)华纳公司请澳大利亚导演柯南伯格把《蝴蝶君》拍成电影,本来非常出色,可真是“既生瑜,何生亮”,谁想到去年国际上同性恋题材的电影扎堆儿出现,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拍得有霸气,那光芒硬是把《蝴蝶君》给掩下去了!有的就说,柯南伯格特别请到尊龙来演蝴蝶君,尊龙也真出彩,但是怎么又想得到人家张国荣出演程蝶衣,“此蝶更比那蝶狂”,张国荣把尊龙给比下去了……他们在那里对“同志电影”品头论足、嬉笑怒骂,独我一旁沉思,于是对面一位女士就问我:“刘先生,您听说过‘蝴蝶君’的事情吗?”我答:“岂止是听说过。不过,我觉得,那个法国外交官和他之间,似乎还并非‘同志之恋’……”席间有位人士就说,他有刚翻录的《蝴蝶君》录像带,非常难得,如果我想看,可以请大家陪我去他家欣赏。在座先有女士尖叫起来,催着快走。有人建议他回家把录像带取来,在茶寮的电视机上放,他说:“那就犯法了啊!”他问我想不想去他家看《蝴蝶君》,我的回答不仅出乎他的意外,更令几位想跟他去看片子的人士失望,我说:“算了。以后总有机会看到的吧。” 那时,我对“蝴蝶君”时佩璞及其风流艳事,已经完全没有了兴趣。黄哲伦也好,柯南伯格也好,尊龙也好,他们通过电影能诠释出什么来呢? 又过了十年,2004年,我才得到一张电影《蝴蝶君》的光盘。本来就没抱什么期望,看完电影更是大失所望。其中只有一段涉及什刹海银锭桥畔的镜头,引出我若干伤感情绪,但那与电影中人物的命运无关,而是因为自己在那镜头展现的空间附近生活过十八年。我的反应属于“接受美学”范畴里的“借酒浇愁”。 ; 当然,看完《蝴蝶君》,我也不禁沉思。究竟时佩璞的心灵深处,涌动的是些什么东西?他还在巴黎吗? 今年,即2009年6月30日,时佩璞病逝于巴黎,享年七十岁。法新社马上予以报导,中国新闻社及国内一些传媒也有所报导,《南都周刊》还作为“封面故事”,给读者提供图文并茂的信息。存在过的肉体将在棺木里渐渐腐烂,心灵呢?是马上消亡,还是也有一个慢慢腐烂的过程? 记者们当然不能放过肉体和心灵都还存在的布尔西科,他们到疗养院找到风瘫的他,出乎他们的意料,布尔西科对时佩璞病逝的反应十分冷淡。他只是用游丝般的语气说:“四十年过去了,现在盘子清空了,我自由了。”谁能充分阐释他说这几句话时,心灵深处究竟是什么状态? 从网络上寻觅到一段京剧《苗青娘》里的二黄慢板,是赵荣琛生前留下的宝贵的录音资料,这一唱段,正是近半个世纪前,他深夜在中南海里幽咽婉转地演唱给毛主席听的: 骤然间禁不住泪湿襟袖, 悲切切想起了国恨家仇, 叹此身逢乱世我嫁夫非偶, 母子们咫尺天涯难诉从头, 我好比在荆棘里挣扎行走, 我好比巨浪中失舵的扁舟, 到如今断肠事不堪回首, : 对孤灯闻夜漏痛彻心头! 这段戏词究竟是出自金味桐,还是薛恩厚,抑或就是时佩璞的手笔?不管是谁所撰,总之,细细体味吧,搁在“蝴蝶君”自己身上,不是很有宿命意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