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是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1960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讲述的是上个世纪20年代小女孩英子随父母从台湾来到北京，在南城胡同度过一段童年时光的经历。小说通过小姑娘林英子的视角讲述了三个故事：疯子秀贞思女心切，却不料在找到妞儿后惨死于铁轨之下：哥哥为了弟弟的前途铤而走险做了小偷，结果非但没能帮上弟弟，自己最终也免不了被捕的厄运；宋妈为了儿女的生计来到林家作奶妈，却由于丈夫的无能落得个女散子亡的悲惨结局……小说在揭示了三个大人悲惨命运同时，也渲染了他们身上所透出的中国人固有的善良品质、隐忍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小说《城南旧事》在台湾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大陆去台同胞中掀起了一股强烈的思乡浪潮。而上个世纪80年代初，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开始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台湾作家的文学作品，《城南旧事》便是其中的一部。北京电影制片厂老编剧伊明读了这部在当时还不能公开发表的作品后，觉得是个“拍电影的料”，便立即着手将其改编成了电影文学剧本。当时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看了伊明写的本子后很是欣赏，当即指示北影厂将这部作品搬上银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北影厂拍电影的事一直未能有个着落。陈荒煤这下坐不住了，北影厂不拍，他又将剧本推荐给上海电影制片厂。上影厂领导经过研究，决定由导演吴贻弓来执导这部影片，因为吴贻弓的导演风格与这部作品比较吻合。 吴贻弓看了伊明写的本子后，感到统战意识太强，猜想改编者一定是出于当时政治环境考虑才这么做的。他于是向厂领导提出希望能看看《城南旧事》的原作。果然，当吴贻弓读了厂长帮他弄来的小说原著复印本后，觉得原小说较剧本更为打动人心。小说笔调虽然是淡淡的，但其中流露出对故乡那种难舍的情结却是浓浓的。他对厂领导说：“伊明搞的剧本统战意识太浓了，这么好的小说，只要老老实实拍出来就行了。而且故事本身就是爱国主义的，根本用不着加什么，我再写一个导演台本吧。” 在征得厂领导同意后，吴贻弓花了半个月时间写出了一个新的剧本。如同小说的散文式的独特叙述风格一样，吴贻弓在写作导演本时也没有刻意去寻求小说外的东西，他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和理解把它演绎出来。他说：“小说中北京的冬阳、骆驼队的铃铛、《我们看海去》的课文以及井边的小伴侣、胡同里的疯女人、藏在草丛里的小偷、骑着毛驴回老家的宋妈和长眠地下的父亲等等，这种来自海峡彼岸的感情很朴素地打动了我。我用‘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十个字作为影片的总基调，那里面有一种抽象又具体的‘乡愁’。”吴贻弓撰写的《城南旧事》导演分镜头剧本无形中使这部影片成为新中国散文式电影的“开山之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伊明看了吴贻弓写的本子后说：“小吴，你胆子蛮大的嘛，里面怎么一点政治都没有?”吴贻弓说：“这个本子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我们只要拍出来，统战部肯定欢迎。” 以假乱真的“老北京”与“捡来”的“小英子” 导演分镜头剧本完成后，吴贻弓便带着一班人马投入了电影拍摄的前期准备工作。《城南旧事》是反映老北京的故事的，因而关于老北京风貌氛围的营造便显得尤为重要。为了找到林海音笔下的“老北京”，吴贻弓手里攥着一张北京地图，带着一班人马整日穿梭于北京的胡同小巷中，从城南走到城北，从城东走到城西。然而一圈走下来，却没有找到一处中意的地方。虽说有几处尚保留着老北京的风貌，只可惜那黑黑的柏油马路、高高的电线杆将老北京那种独有的历史静谧感给破坏了。带着无奈与失望，吴贻弓不得不回到上海“另起炉灶”。没多久，上海郊区一个空旷的机场上便出现了一个被人称为“老北京”的风景点。虽说是老北京，但由于是刚刚搭建的，难免给人以“老的不够”之感。但吴贻弓似乎并不着急，外景搭好后，好长时间也不见他开机起拍。其实，吴贻弓是在耐心地等这个“北京”慢慢变老。果然，两个月过后，当屋檐上的草籽变成了几撮随风摇曳的野草，当落寞院子里的假树桩经风吹雨打后有了旧的模样时，林海音笔下的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便生灵活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以致很多观众看了电影后还以为这部影片是在北京拍摄的。 一部影片的成功与否与演员的选择是密切相关的。林英子是贯穿故事中零零碎碎人物和事件的核心人物，这个人物的表演如何直接关系到影片的成败。说来影片中小英子的扮演者沈洁还是吴贻弓从其他导演那儿“捡来的”。 在拍摄《城南旧事》前，吴贻弓曾于1979年拍过一部儿童片《我们的小花猫》，对儿童演员的选拔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在选拔儿童演员时，吴贻弓非常注意眼神的考察。他说儿童和大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探询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从他们的眼神就可以观察的到。他要找的小英子就是眼神要特别的纯，而且充满了对成人世界的好奇。当时上影的宋崇为拍一部儿童片《闪光的彩球》也在进行小演员的选拔，吴贻弓便带着助手一起前去“碰运气”。一眼扫下来，吴贻弓就看中了两个小孩子，一个名叫沈洁，另一个名叫袁佳奕。令吴贻弓感到既意外又高兴的是这两个孩子都没有被宋崇“点中”。最后，经过一番考察，吴贻弓选择了沈洁。对于沈洁入选原因，吴贻弓后来回忆称：“沈洁她没有那种非常强烈的表现欲望，有些忧郁。但是我感觉她在心里面探索，她琢磨在这里面谁最大，谁说话最有用，谁是导演。她那种求知的问号式的眼光与我设想的小英子的需求非常吻合。” 吴贻弓选中了沈洁来扮演小英子，小沈洁自然也是兴奋不已，一连几天都没睡好觉，决心要把这个角色演好。她在导演的分镜头剧本上把所有属于自己的355个镜头都打上了记号(这也意味着小英子在影片中出现了355次)，对小英子的每一个镜头都细细琢磨、推敲。然而令小沈洁没有想到的是，尽管事前作了充分准备，开始时却怎么也找不到感觉。吴贻弓见状对她说：“你不用去硬演，你自己就是小英子。”果然，经吴贻弓这么一点拨，小沈洁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正如她后来所说：“在真正表演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自己是在演戏，而是全身心地投入了角色里。那时候我真的把宋妈当作了老妈子。让她给我干这个干那个。”事实上，如果没有她在影片中那自然的一颦一笑，没有她随时流露出真实感情的眼神，影片《城南旧事》中那淡淡哀愁、沉沉相思的情感线索就会显得支离破碎。 看过影片的人对片中郑振瑶扮演的宋妈印象一定也很深刻。其实，吴贻弓选郑振瑶来扮演宋妈这个角色在当初也是颇有争议的。郑振瑶以前在电影中扮演的大多是公主、贵妇或者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演过像宋妈这类北方农村出来的佣人，她能担当起这个角色吗?当时许多人都面露疑色。就连郑振瑶自己对演好宋妈也没有信心。她对吴贻弓说：“你要做好准备，这部电影有90％的可能砸在我手里。”然而，吴贻弓却对她很有信心，鼓励她说：“我相信你一定能演好这个角色。”事实证明，大家的担心是多余的。在片中，郑振瑶对宋妈这个角色无论是造型还是内心世界把握得都非常到位。多年后，郑振瑶在回忆当时情形时说：“演宋妈是从外部造型改造开始的。化妆师先拿剃刀把我的脸给开了，也就是剃掉鬓角和额头上的一些头发，把我原先很秀气的脸型变成北方农村妇女的方型脸，然后描粗眉毛、将头发扎成那种撅起来的髻。化好妆之后，我一看镜子就把脸给捂住了：‘真难看!’服装师给我准备了肥肥大大的衣服，连做给我的布鞋都是那种前头尖、后头放开的形状……还有许多细节都是非常讲究的，是它们让我感觉到我就是宋妈。等试拍胶片出来之后，大家才都对我有了信心。当然，在演的过程中还是会碰到很多难题。譬如说最后那个骑毛驴的镜头太长了，而我本来根本不会骑，毛驴也不听话，如果镜头再长一点点，我真的就要摔下来了。” 一曲《送别》愁断肠影片上映获好评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看过城南旧事的人对片中的这首插曲一定是记忆犹新。歌词与旋律中那种“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与影片的主题融为一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享受。许多人只知道这首歌是林海音在《城南旧事》小说中引用的著名音乐教育家李叔同创作的《骊歌》(又称《送别》)，其实这首歌的曲子并非李叔同所作，而是出自美国人John Pond Ordway之手，歌曲原名为《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这首歌传到日本后，日本音乐人犬童球溪对其重新填词，并取名《旅愁》。李叔同先生在留学日本期间听了这首歌，很是喜欢，填了新词，并将歌名由《旅愁》改为《骊歌》(又称《送别》)。由于由李叔同填词的这首歌很符合《城南旧事》主题情调，林海音便在小说中引用了它。吴贻弓对这首歌也是情有独钟，他特地找到音乐作曲家吕其明说：“《送别》这首歌我在学校时就学过，林海音肯定也唱过这首歌，所以在小说里她也写了这首歌。小说《城南旧事》的基调是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影片的音乐也要有这种基调，我打算就用这首歌作为整部电影的音乐。但如何在片中用好这首歌，这就看您的了。”吕其明欣然接受了吴贻弓交给他的这一任务。 电影《城南旧事》很多地方没有台词，这也给音乐留下了非常大的创作空间。然而，如何将这首歌与影片主题巧妙地融为一体，其难度并不亚于创作一首新的电影歌曲。好在吕其明在影片歌曲创作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为《送别》所配的旋律，尤其是“小和弦”的应用，通过不同场景和心态下的复奏和变奏把片中的那种伤感情绪烘托到了极致。伴随着影片中小英子心境的变化，歌曲《送别》都会有些许不同的味道，而片尾那段近五分钟没有对白只有音乐的画面堪称电影音乐中的经典之作。正如我们在影片中所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那样：在《送别》的背景音乐声中，小英子坐在大车上离开了旧家。一颠一簸中，故居、故人、旧日时光都一步一步的远去了。那颗纯洁无暇的童心，终于在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了“告别”的况味。城南的旧事渐渐淡去，淡不去的是对旧时京华的回味，对往日悲欢的留恋……。 影片《城南旧事》拍摄于1982年，在当时政治教化仍被视为电影基本功能的情形下，《城南旧事》独树一帜，它以清新隽永、淡雅质朴的风格，以一种深沉的思念、爱与同情打动了亿万观众，并荣获198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和最佳音乐奖。 电影《城南旧事》上映后不久，林海音的儿子夏祖焯先生来到大陆，由于拍摄这部电影在当时无法征得原作者的同意，作者及其家属对此是否会有什么意见呢?吴贻弓和上影厂领导对此心中都没有底。他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此事告诉了应邀前来参观的夏祖焯。不曾想，当获知母亲的小说被搬上银幕后，夏祖焯先生非常激动，当即代表母亲象征性地拿了一美元稿酬(当时原作者稿费有800多元)，并风趣地说：“我代表我母亲拿过版税了。”夏祖焯此举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吴贻弓后来感慨地说：“我们没有经过他同意就把她的小说拍成了电影，他们一点都不计较，这本身不就是一种爱国行为吗?” 临别时，上影厂特地委托夏祖焯将《城南旧事》的录像带转给林海音，这也是《城南旧事》在台湾的第一个录像带。由于电影对原小说内容没有加进任何政治的因素，这部影片很快在台湾上映了，并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1991年林海音到大陆访问时，特地来到上影厂与《城南旧事》主创人员会面，这也是这部影片拍摄完成近十年后小说作者和影片创作者的首次见面。当林海音听了吴贻弓对影片创作过程的介绍后，感慨地说：“您幸亏没加进任何政治的因素，否则台湾决不会放这部电影!”他还感谢吴贻弓让自己在内地出了名，并对沈洁在片中的表演赞不绝口。 电影《城南旧事》不仅在大陆和台湾获得轰动效应，同时也在国际上获得好评，1983年，影片《城南旧事》在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影片奖，这也是中国电影第一次获得国际性电影节的综合性大奖，同时打破了电影节上影片最多放映3场的惯例。在同年举办的南斯拉夫第14届贝尔格莱德国际儿童电影节上，《城南旧事》获最佳影片思想奖。1988年，在厄瓜多尔第10届基多城国际电影节上，《城南旧事》又荣获二等奖——赤道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