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血五人组

受全球疫情的影响，戛纳电影节被迫停办，而斯派克·李出任戛纳评审团主席的事也因此顺延到了2021年；但这并没有影响斯派克·李持续活跃在公众视野之中。

斯派克·李

无论是记录疫情下的纽约的短片，还是关于美国“弗洛伊德”事件的发声，现年63岁的斯派克·李都展现出了一种“年轻人”的难得的热情， 我们又或许可以说，斯派克·李正是那类永远不会害怕“说错话”的导演。

斯派克·李拍于疫情期间的短片《纽约纽约》

而斯派克·李对于广大影迷来说并不陌生，无论是2018年摘得大奖但又饱受争议的《黑色党徒》，还是年仅32岁时所带来的天才之作《为所应为》，都给影迷留下了有趣的银幕记忆。

2018《黑色党徒》

1989《为所应为》

可以说，斯派克·李从当年的“叛逆小子“慢慢步入到当下的好莱坞主流，依靠的正是其激进、大胆的创作态度和对黑人群体细致入微的描摹。而在如今因疫情而千疮百孔的电影创作环境下，他却依然为观众带来了他的新作《誓血五人组》，或多或少也给全球电影业带来了鼓舞。

2020《誓血五人组》

但无论如何，电影本身才是最首要的，《誓血五人组》和斯派克·李自己创作生涯中那些佳作相比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虽然本片依旧刻画了深刻的黑人角色群像，并以媒介自反的形式回溯越战，但是却没能将二者有机结合反馈到表达之上，并且还在“反类型”叙事上栽了跟头。

影片《誓血五人组》的故事主要发生在越南，四个黑人越战老兵时隔四十五年后再度重返越南，本来愉快的寻金之旅却遭遇到意外的阻碍。 从故事上来看，《誓血五人组》依旧是斯派克李近些年最拿手的那一套：“观察一组特定群体的生活，并让他们在一个传统的类型片故事中通过戏谑与杂耍来达成一定的反讽。”而往往其对于人物群像的构建也正是在这些日常或是戏谑中来达成。

影片《誓血五人组》开场的前几段，斯派克·李延续了其一贯以生动黑人社会生活场景为序的传统，如同《黑色党徒》那样，一上来就为黑人群体赋予了直观的共性，紧随其后又安排四个主角坐在一起闲聊，四个主要人物也正是由这场戏开始被逐一赋予个性。

在对话的最开始，斯派克·李就让人物在生活层面上迅速抛出话题：“关于麦尔文18岁的儿子。”然而，就在几句简单的交谈间，开篇所展现的“亲密无间”的四人关系便已透露分歧。 鲍尔看着照片，却反过来问麦尔文有没有备枪，这里无疑巧妙铺垫了鲍尔的激进主义倾向。其后残疾越南小孩的出现和关于特朗普政策的闲聊，在明确了鲍尔激进主义倾向的同时，更是将另一位主要人物艾迪划分到了鲍尔的对立面，埋下了人物之间分歧的种子。

但紧随其后，影片却忽然转变画面宽高比，并且变为了胶片拍摄的画面。与此同时，更是响起了《现代启示录》中的经典配乐《女武神的骑行》。主线故事短暂停滞，插入的是五人组当年在越南的战斗回忆。

事实上，这种看起来相当突兀的做法，也正是斯派克·李刻意设计的“戏谑”时刻。中途掐断类型片叙事，拿出独立时间来呈现与主要人物群体息息相关的“历史影像”（此处可以理解为是斯派克·李自行复刻的历史影像），以媒介上的跳脱来加深观众对于人物群像的认知。

而《誓血五人组》的这一段由于其内容明确的指向性，无疑呼应了影片开头的历史影像，从而直截了当地引出越战议题。而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段影像也依然属于主要人物黑人群体的生活片段，展现的还是主要人物群体关于越战记忆的共性。

显然，一组完整的人物群像除了共性，还需要有差异。而斯派克·李在《誓血五人组》中的四人群体内部逐渐树立起身份对位的“工具”显然正是鲍尔这一人物。在影片的中后段，斯派克李俨然将鲍尔作为了主角来对待，甚至可以说鲍尔成为了影片中的“公民凯恩”。

在寻金之旅中，鲍尔激进的态度、古怪的言行使其与外界（这里的外界指黑人群体之外的其他群体）不断产生碰撞，并反过头来为主人公群体制造麻烦。而主要人物群体之间的矛盾也正从另外几人对“疯狂”的鲍尔的态度来展开。

麦尔文和欧迪斯显然保持中立态度。面对鲍尔，他们一方面表示反对甚至发生冲突；而另一方面却依旧重视着战友、同胞的感情，对鲍尔投来关怀。 而艾迪则是站在了鲍尔的对立面，正如影片开始不久的酒吧闲聊戏铺垫的那样，艾迪显然保持了他温和的作风。但有趣的是，它却并不意味着艾迪与鲍尔之间会频繁冲突。相反，艾迪恰恰是与鲍尔冲突最少的人，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没有直接参与到另外三人的纷争之中去。

更巧妙的是，斯派克·李让这个人物带着一台胶片摄影机，并且在故事的进行中时不时地短暂插入艾迪摄影机的视角。媒介上的显著差异，寓意着这个人物被隔绝在了群体之外，并用自己独特的视角不断审视着这一群体关系。

可以说，艾迪其实是站在鲍尔对立面、又远离麦尔文和欧迪斯的旁观者，并且由于其媒介的独特性，这一人物站在“复古”视角审视越南面貌，亦承担起向观众回溯战争的职责。由此在主要人物之间便构建起了具有同一性但又立体分层的关系框架。

框架建立之后，想要为人物群像添加内核显然需要更多导演表达层面上的东西。而在《誓血五人组》中，始终“不在场”的彪汉诺曼，则正是影片中这组黑人群像的灵魂所在。 在影像层面，斯派克·李多次利用明显的打光、道具甚至是富有宗教意味的出场，来将诺曼的人物形象神化；同时在叙事层面，诺曼这一角色也被设置为事件的重要动机之一；最后，回归人物关系本身，诺曼也在主要人物的这组“多层”关系中起到某种维系作用。

而经由回忆片段和历史影像的交织，诺曼也由此成为了本片中完美黑人精神的化身。他被斯派克·李定义为是马尔科姆和马丁·路德金的集合体，在暴力和“爱与和平”之间维持着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 他也正是以诺曼所象征的这种完美精神为参照，才在主要人物的群像内部划分出多个派别出来。或许，斯派克·李正是想在等片中通过对完美精神的辩证思考，来探求能付诸于实际的黑人平权最优解。

但诺曼这一角色的设置最重要的还是对比到艾迪和鲍尔这两个极端上。这是两个富有寓言性“戏谑”桥段，艾迪作为回溯战争的“和平媒介”却暴毙于越战遗毒。 媒介的死亡，无疑代表着站在“完全和平”角度来反思战争的失败。而鲍尔在一段伊甸园式的经历之后，终于被揭晓了其癫狂的“玫瑰花蕾”，他如今的激进、古怪到头来却是因为自己在战争中的温和、感性所致。

这其中的反差无疑正是一种对越战的极大讽刺，而诺曼在片中对于越战和黑人平权关系的长远思考，显然才是斯派克李在面对这一议题时所要推崇的态度。鲍尔儿子这一角色与诺曼在前后“五人组”中的对位似乎也正印证了这一点。作为黑人的年轻未来，斯派克·李似乎在期许他们能拥有诺曼那样的精神。

影片《誓血五人组》虽然刻画了层次鲜明的黑人群像来讲述平权问题，又用大量利用媒介回溯越战检讨战争，但这二者最终却呈现为各自独立，并没能结合起来让表达更上一个台阶。

正如上文所提，斯派克·李要将两个议题结合到一块的关键是鲍尔这一人物，但他选择将鲍尔的“玫瑰花蕾”留到影片的最后才揭晓，其实是有些不妥的。结合前面鲍尔“闪灵”式的不断癫狂和不断的意外，影片整体看下来显得戏剧性过于强烈。

前两个小时内的影片信息，都将鲍尔古怪行为的来源指向了其对金子的极度渴望，但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又忽然揭晓一个并没有丝毫铺垫的反转，将鲍尔这个人物在全片的行事动机强行扭转了过来，对于观众来说这实际上显得过于牵强。

更重要的则是影响到了鲍尔这一人物的清晰定位。如此天差地变的反转下，观众其实很难再把鲍尔的悲剧和黑人平权、战争创伤这两方面牵扯上太多的关系。如此强烈的情感冲击下，似乎更像是出于鲍尔对于误杀朋友的内疚自责，而这想必应该也不是一贯热衷于追求对现实层面问题发出声讨的斯派克·李最终所想要表达的。

同时，在鲍尔、艾迪两个对位人物的塑造过程中，斯派克·李的考虑也有失严谨。艾迪这个旁观者与其他几个主要人物之间的距离过远，甚至在中间关键性的酒吧戏中几乎完全缺席，这造成了艾迪这一人物与主线叙事之间产生明显脱节，由此完全沦为了一种媒介视角。

而艾迪在袒露破产事实之后没过多久就草草死亡，让这一转折变得缺乏意义的同时，也完完全全浪费了艾迪这一个本可以站在鲍尔对立面做出深度的人物。而鲍尔这一人物的种种古怪也显得有些过头了。无论是面对白人、墨西哥移民、黄种人甚至是自己的黑人同胞，他都或多或少的表露出恶意，但却又并未在他的身上看出他对黑人群体本身有多少的感情。

某种意义上来说，鲍尔更像是被塑造为了一个反社会典型，用来嫁接对特朗普和“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的讽刺。过度的“戏谑性”，显然是削弱了这一人物和黑人平权议题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

另一个问题，则是斯派克·李对于媒介的过度依赖和过火的”反类型”的策略。作为本身嵌套了经典淘金故事的《誓血五人组》，斯派克·李选择在主线叙事的进行过程中，时不时会穿插一些历史影像或是五人组的越战回忆。 在影片前中半段，这一设计也确实达到了叙事上“反类型”并且强化主题促进剧情推进的作用；可到了影片中后半段，主线叙事发生重大转折来到情节高潮的时候，叙事过程中依旧是不间断地切换到历史影像以及回忆部分。

但由于在前半部分已经出现了大段的回忆和历史影像，导致至此再出现的这些历史影像和回忆在内容上和之前所出现的产生雷同。这非但没有和主线结合起来增加表达的深度，反而间接性打断了主线高潮部分的叙事节奏，让主线整体看来异常凌乱拖沓，两个半小时片长与实际内容厚度有些不成正比。

至于《誓血五人组》“反类型”叙事上的失败，其实可以对比前作《黑色党徒》看出端倪。《誓血五人组》和《黑色党徒》同样，在类型片框架的主叙事下，掺杂日常和历史影像来弱化情节性并服务于导演个人观点表达。

但不同的是，《黑色党徒》中每一场看似和主线叙事脱节的日常、对话，实际上都和主线叙事的前后或是人物关系有所关联，而对于历史影像的使用也是如此。 影片《黑色党徒》中，给观众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那段3k党集体观看《一个国家的诞生》的平行蒙太奇，在完成导演个人的政治讽刺之余，与主线叙事也依然相勾连着；甚至，在两个时空的摄影技法上也彼此关联。

影片《黑色党徒》中，3K党集体观看《一个国家的诞生》

由此，《黑色党徒》中的影像运用和添加日常情节在帮助影片脱离死板类型片叙事框架的基础之上，又不至于让主线陷入断裂。并且，在这些“额外的”影像、日常和主线叙事之间也围绕着同一个社会议题搭建起了互通的桥梁。

2018《黑色党徒》

斯派克·李在《誓血五人组》中践行了类似的想法，但却并没有达到《黑色党徒》的和谐。大段大段的“私货”对话和重复率较高的历史影像资料，再加之剪辑上场景与场景之间的切换过于跳脱，使得整部影片叙事松散又冗长。

反过来，本是为戏谑、反讽而设计的“额外内容”，也正因为过于无聊的主线而变得充满说教意味。足足两个半小时片长，但最终导演个人表达的提炼，却绝大部分来自于后半段的三次短暂的打破“第四堵墙”，而其费劲心思所设计的“反类型”却反倒有了无用功的意味。

可以说，《黑色党徒》在国际上的成功，无疑给了斯派克·李不少继续发扬其类型叙事 反讽议政并行风格的信心。结合当下美国正在发生的剧变，斯派克·李也或许是想通过这部《誓血五人组》来评析时政、声援同胞。但过于旺盛的表达欲望到头来反而却令成片的质量有所下降。

在《誓血五人组》之后，斯派克·李或许需要在先锋创作意识和观众的观影体验之间寻找一个更好的平衡点。而《誓血五人组》虽然不是那么的成功，但斯派克·李对于时代的声援显然已经传达到位。 结尾处北越女播音员打破“第四堵墙”脱口而出的那句“祝你好运”，或许也正是斯派克·李要献给如今依然坚持在美国的大街小巷上，为黑人权益而摇旗呐喊的广大同胞的祝福。

作者| 黄摸鱼；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