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邪

“在早期电影中，我使用隐喻性的语言来绕过审查制度，避免与政府的镇压力量直接对抗。现在，我决定超越这种表达。” 编辑| 空山 文 |Chu 人杀人的国度 赫斯玛特已经秃顶了，他每天早晨下班，睡觉、接老婆孩子、取存款、逛超市，带女儿妻子去吃披萨，帮邻居救猫咪，偶尔盯着某处放空自己。 等到夜深人静，他从床上起来，独自开车去单位，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他按了一下按钮，杀了6个人。

这是伊朗电影《无邪》中的第一个故事，在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斩获了最高荣誉金熊奖，成为继《内达和西敏：一次别离》（2011）和《出租车》（2015）之后，伊朗第三部获得柏林最佳影片奖的电影。 《无邪》由四个故事组成，聚焦于伊朗的死刑制度。 伊朗依然是世界上处决死刑犯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一项数据统计，2019年全球处决人数约657人，分布于20个国家。其中伊朗至少处决251人，占全球总数的近40%。 伊朗也是全球少数几个仍然对少年犯实施死刑的国家，这意味着他们的暴力机关可以合法杀掉孩子，完全违背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

在21世纪，在现代化社会，伊朗甚至会进行公开处决。2013年1月，两个不到25岁的年轻男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吊死在警车上特制安装的钩子上。地点在德黑兰市中心的一座艺术家公园，据说此举是为了震慑作家和音乐人。 一个Facebook用户发问：“你能保证你的孩子在这个年纪看到如此暴力的场面不会出现精神障碍，甚至有一天成为罪犯吗？” 在伊朗，被判定为死刑犯的罪名有很多，除了暴力重罪，还包括政治异见，甚至“敌对真主”和“地上作恶”这种语焉不详的罪行。假如你是一个同性恋，也有可能被处死。 这是一个保守、专制的国家，不仅体现在转播体育赛事，给女运动员打马赛克的笑谈上。伊朗人民生存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影响，《无邪》中体现的强制服兵役，就是另一重枷锁。 一位伊朗男性如果拒绝服兵役，就拿不到护照，不能出国，不能工作，不能享受本就有限的社会福利，甚至无法考驾照。他们强迫每一个成年男性进入系统，服从命令，接受塑造。 而在服兵役的过程中，许多军人都有可能面临一个任务——处决他人。假如你愿意杀掉一个人，那你可以用别人的这条命，换来3天假期。

服役士兵和他将处决的陌生人 拍电影要坐牢的国度 《无邪》的导演默罕默德·拉索罗夫，没有出席今年金熊奖的颁奖典礼。在记者会上，柏林官方给他留出了一个空座位，拉索罗夫最终只能通过视频通话和现场记者交流。

在颁奖礼上，《无邪》的演员们登台，替他接过了奖杯。影片的制片人之一法尔扎德·帕克致辞，他说演员们“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在秘密组建卡司的过程中，很多演员拒绝了这部电影。 违法拍片，可能是许多伊朗导演、演员的必经之路。 早在2010年，《无邪》导演拉索罗夫和前辈贾法·帕纳西就因为“无许可拍片”被伊朗政府逮捕，双双判刑，罪名包括“危害国家安全”和“进行反体制宣传”。 但两人都没有放弃拍电影。2015年，贾法·帕纳西仅靠着一辆车、一些非专业演员和一个放在驾驶座前的小型摄影机，就拍出了德黑兰浮世绘一般的《出租车》。这部电影在柏林拿下金熊奖时，伊朗政府给帕纳西下达的20年拍片禁令才过了5年。

《出租车》 拉索罗夫的转变更大。2012年，他与妻子和女儿一起离开伊朗，定居德国。2017年，在戛纳参加完《谎言》（批判官商勾结）的首映礼之后，拉索罗夫返回伊朗，几乎立刻被没收护照，并判处一年徒刑，还被终生禁止拍电影。

拉索罗夫 从那时开始，拉索罗夫一直留在伊朗，这更激发了他的斗志，改变了他的表达。 在接受Film Comment的采访时，拉索罗夫批评了曾经的自己：“在早期电影中，我使用隐喻性语言来绕过审查制度，避免与政府的镇压力量直接对抗。现在，我不想拍一部受限于暴政的电影。我决定超越这种表达和唯美主义。 我知道，很多人认为《白草地》是我最好的电影。然而，我对自己曾经的观点提出深刻的批评，今天我认为《白草地》的观点是对专制权力的接受。”

《白草地》豆瓣评分8.6，以极其克制隐晦的手法批判伊朗的诸多问题 《无邪》是拉索罗夫一次旗帜鲜明的控诉，他在恶劣的条件下召集了一个剧组。用4个短片故事讲述主题，缩小制作规模，缩短拍摄时间，以“打游击”的方式绕过伊朗政府的注意。 拍这部电影，他没有办法在伊朗市场赚到一毛钱。伊朗观众只能通过地下交易的盗版DVD和网络资源观看这些“禁片”。 这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拉索罗夫甚至将其视为一场危险游戏：“审讯和法庭审讯已成为我生活中的日常工作。我们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可以将我的电影剧本署以化名发送给审查机构。并且我编写了一些获得批准的电影剧本，这些电影的字幕中都没有提到我的名字。绕过审查制度就像一个有趣的，刺激的游戏。” 仅仅是这份勇气和坚持，就值得全世界电影人敬佩。 到底无邪还是有邪？ 《无邪》的灵感源于拉索罗夫的亲身经历。 他看到曾经审问他的官员从银行走出来，于是跟上了对方。没多久拉索罗夫就意识到，这位审问官只是一个在监狱赚钱养家的普通人。电影的名字《无邪》由此而来。 不论是亲手按下开关的执刑者，还是监狱里折磨过同胞的审问官，都不是因为内心充满邪恶，而是作为极权社会的一份子，他们难以反抗整个系统强加的压力。

无处不在的禁忌 “他们都是罪犯”，电影里的士兵这样自我安慰，可是他们亲手杀死的，有可能是无辜的人。每个行刑者都承受着或多或少的良心不安。 电影中的角色尖锐地问那位不愿自己沾上鲜血，试图花钱让同僚去替他完成任务的年轻士兵：“你以为你这样，就比我们更善良？” 被质问的年轻人惊惶如困兽，给不出答案。影片外的我们也忍不住想：就算我不去，也会有别人去，那现在的服从，应该不能算是一种作恶吧？

当然是作恶，秃顶的赫斯玛特，做刽子手已经很多年，但他从来不亲自取薪水，每次都派妻子去拿。这是他能做出的最大反抗。 导演拉索罗夫在采访中说：“遵守法律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美德，但在极权国家中，法律成为压制人民的工具，而遵守其中一些法律显然与人的价值观相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关心遵守和不遵守之间的区别。” 遵守极权规则的赫斯玛特，沉默寡言，镜头逼近他的面孔，他生活在城市之中，堵在路上，在车里、狭窄的房间里活动，被困在盒子里。 反抗规则的那个年轻士兵，逃出军营，他和女友驱车行驶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打开车窗高歌。

电影中最自由的画面 影片的前两个故事，展示了两种不同的选择。随后，又用两个故事呈现两种选择的最终结果。 无论遵守恶法，还是不遵守恶法，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打破这一切，似乎只有一种办法，这可能也是伊朗政府禁映电影的原因。 拉索罗夫在媒体见面会上说：“我想讨论的是那些把责任从自己身上推开，并且说这些选择是由更高的力量来做的人。但其实这些普通人拥有说‘不’的力量。” 沉默的顺从已经令我们成为了某种邪恶的帮凶。影片结尾，拉索罗夫决定留白处理，让观众回答：“你会怎么做？” 而拉索罗夫自己的观点已经十分明显：多一个人做出正确的选择，总比少一个人好。 当有一天反抗系统的人足够多了，那么系统就不再是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