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纳兹诉小布什

一连串政治惊悚案件背后，有没有可能藏着一部温情喜剧？ 这是获得去年柏林电影节最佳主角、最佳剧本双料大奖的《库尔纳兹诉小布什》向观众提出的问题。它用后者对前者完成了一次解构。同时，它也是今年德国电影展的开幕影片。

2001年，举世震惊的“9·11”事件发生。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随即在10月下令消灭塔利班。没过几个月，塔利班遭受了致命打击。但一个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该把塔利班成员放到哪里呢？ 最后，小布什想到了一个“绝佳之处”——古巴的关塔那摩监狱。这是个1898年起，就被美国永久租借的地方，是法律真空、领土悬置、难以被外界联系的灰色地带。被捕的犯人被剥夺了司法权益。小布什批准对他们使用“窒息水刑”等21种酷刑，包括灌盐水、塞冰块、拷铁镣、喂泻药、肆意殴打、不让睡觉等折磨手段。为的就是通过虐待，强迫他们认罪。时至今日，仍有30多人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于此。 但令人错愕的是，在关塔那摩监狱中，有一些“犯人”是被美军错抓的路人。比如去年在内地院线上映的《760号犯人》，讲的就是无辜被囚禁虐待了14年的斯拉希的故事。无辜被抓的还有《库尔纳兹诉小布什》里，成长于德国的土耳其青年穆拉特·库尔纳兹，他被莫名其妙关了将近5年。

穆拉特·库尔纳兹成长过程中的照片

“9·11”三周之后，穆拉特准备和朋友一起去巴基斯坦玩一趟，参观一下当地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他的母亲拉比耶·库尔纳兹，是个“幽默细胞过度发达”的传统家庭妇女。拉比耶天生乐观开朗，不过她也担心在这敏感时期，儿子会在异国遭遇坏事。她随即前往家附近的清真寺和警局寻求帮助，发现真的如她所料——根本无法追踪到儿子的行迹。

稍显大条的拉比耶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为什么大家都不关心土耳其人的死活？

三个月后，媒体的长枪短炮突然出现在她的公寓楼前。他们为的是报道这个“塔利班青年可怜的44岁老母亲”。这时起，拉比耶才意识到事出反常——儿子明明是旅游时失踪了，怎么就被扣上了塔利班的帽子了？ 但她很快冷静了下来，理了理凌乱的头发，开始了正儿八经地“答记者问”。 采访上报后，拉比耶的第一个反应是——气死！那个看似友好的女记者竟然写错自己的年龄，把43岁写成了44岁！

按理说，电影开了这样一个头，如此惊悚、严肃的故事，应该得按那套“奥斯卡真实改编人物传记片”的路子，循规蹈矩走下去了吧？不少影迷可能已经在心里嘀咕：难道柏林电影节双奖，给的那么没有新意吗？ 《库尔纳兹诉小布什》偏不。 它开始玩起一种反套路，那就是以家庭温情喜剧的类型，完全包裹住政治历史事件的恐怖与严肃性，最终将后者全然解构。

被关押遭受刑罚的囚犯

这是导演安德里亚斯·德里森（《当我们做梦时》《濒临边缘的人》）和女性编剧莱拉·斯蒂勒的第九次合作。他们用一种令人意料之外的陡峭方式，将关塔那摩的冤案诉讼，扭转出了欢快、轻巧的语气。 一边是承受酷刑的可怜儿子。没有证据表明，穆拉特去巴基斯坦旅游是为了加入塔利班，但此时他已经被关进了关塔那摩。 一边是为他奔走，却总是无法适应西方社会“正常社交”的母亲。德国社会的人际关系讲求疏离的边界感，但拉比耶好似天生缺乏“读气氛”的能力，她总是对每个人都过分热情，滔滔不绝地讲着漫无边际的话。 当重大冤案撞上这个时刻致力于尴尬搞笑的家庭妇女，冲突与反差也应运而生。 电影从拉比耶这位母亲的视角出发，虽然她也有不少心痛的独自破碎时刻，但她没有自怨自艾，也不轻易妥协屈服，总是勇敢地用那看似“不合时宜”的热情去反抗官僚主义，维护着自己的尊严。

拉比耶阴差阳错找来了人权律师伯哈德，但总是无法克制自己的过度热情，两人如伙伴般的情感关系也成为电影的一大重点

为了让土耳其外交部为儿子申诉，拉比耶直接跑到土耳其国务院，拦下土耳其外交部长递上纸条

这种喜剧化处理确实是个有趣的手法，也是本片为什么能拿下柏林双奖的重要原因。 比如电影开篇，拉比耶与律师男主伯哈德首次相遇时，导演设置了一个“鸡同鸭讲”的情境——律师反复要求对方去前台找秘书预约，但即便要求N次，拉比耶还是当听不见一样，反复述说儿子的大致情况，话语里也常常抓不住重点。用魔法打败魔法，律师也只能乖乖听下去。 这种构建的优点，在于将人物复归现实，同时也更好地带出身份政治与德国整体社会氛围的问题。 这些年来，好莱坞盛产了不少强调“女性力量”的影片。它们大抵要塑造一个个干练的律师、新闻记者、工程师、政客等女性形象。如果要对抗公权力，那精英气场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写完这句话时，我已经联想起了杰西卡·查斯坦在《斯隆女士》里的形象。

但德国喜剧演员梅尔滕·卡普坦，则以她的喜剧技巧塑造出庶民妇女拉比耶。作为一个要反抗小布什的德国土耳其母亲，她的身份是多元结构的，这注定了她要在三个国度、三种文化间不断奔走游弋。 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之下，她仍是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邻家大妈，没有任何一点能被精英化的可能性。在她身上看不到那些忧天的大义，只有乐观过好每一天的草根精神。 这是因为在土耳其家庭的语境下，女性的价值有赖于稳定的家庭和奉献角色，她们往往只能囿于家庭内在性空间中相夫教子。拉比耶能从家庭中跳出来，全然是因为丈夫对失踪儿子的不信任与不负责，她只好选择孤注一掷，一己担起救子的重担，一次次努力向外界求救。 正因此，她要进入一个个遍布着陌生男性的公共开放空间。“他们的空间”与“她的空间”全然不同，是流动的、广袤的、众声纷杂的。但她仍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闯入这些空间，并在其中立足。这个历程中，拉比耶拥有了一次脱离内在家庭空间的契机，也逐步改变着自己的精神面貌。而不变的，是她内心的热情与温暖。

拉比耶被请到美国开受害者会议，出席的关塔那摩受害者的家长几乎全是男性

看到林肯雕像，拉比耶内心没有丝毫波澜，无聊得打起哈欠

总之，为了尽量不让电影落入俗套，《库尔纳兹诉小布什》的编导采用了少见的政治事件改编新策略：通过将喜剧与日常细节大量置入其中，让耸人听闻的政治新闻，还原为具有生活流质地的影调。 而这也是电影在不动声色间，对权力机关与新闻媒体进行批判的方式。冤案始终就是那个冤案，但德国官员却出于政治原因一直阻止穆拉特回国，而社会热点和媒体报道的态度也在其中接连“反转”，世间公义也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断下沉。能对抗这种无谓堕落的，唯有像拉比耶这样平凡的母亲，对日常的一天天坚守。 当然，此批判在某种层面上，也因电影的喜剧类型而稍显轻拿轻放。导演的本意，应当是要弱化故事中复杂的意识形态纷争，重新让观众关注到具体的人、具体的人性。但对关塔那摩这种极为重大的政治事件来说，这样处理是否显得过于轻巧，喜剧与悲剧的平衡点是否欠妥，这些同样是电影受到争议的地方。 在1786天后，穆拉特终于回到德国与家人相聚。他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也没有任何人出来对此负责或是向这对母子道歉。他们最终缺席了挤满德国记者的发布会，为的不过是在超市买条能穿的牛仔裤。回归家庭、远离纷扰的反高潮收尾处理，与好莱坞传统的“说出我的遭遇”式收尾处理，再次显示出鲜明差异。

拉比耶为了买牛仔裤而拒绝参加记者发布会

纵观全片，《库尔纳兹诉小布什》一直在对好莱坞的传统传记片模式进行反向书写。至于效果如何，便要请观众们自己来评判。

首发于：陀螺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