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劫难逃

独生女儿朵朵意外身亡，家庭随之破裂，悲痛欲绝的刑警队长张海峰开始浑噩度日，躲进人海，独自舔舐伤口，却怎么也无法挣脱自暴自弃的心理陷阱。出乎意料的是，报复者赵彬彬正不断逼近，因张海峰的前妻乔昕被赵彬彬绑架，在老同事们的帮助下，张海峰重新出山…… 这便是爱奇艺悬疑剧场的第四部——《在劫难逃》。该剧的“核”在于： 其一，赵彬彬如此年轻，他和张海峰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何会如此不依不饶？ 其二，为了逃避女儿死亡的事实，选择了暴自弃的生活，张海峰还能重振旗鼓吗？ 其三，张海峰的女儿当年是怎么死的，真的只是意外身亡？ 这三个“暗扣”看起来都不算太难解，但又足够引人好奇：这么少的故事量，能否撑起12集的剧情？情节会不会因此变得拖沓、缓慢？显然，靠“设套—解套”的传统悬疑手段，根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令人震惊的是，在看完前三集《在劫难逃》之后，发现这部剧的节奏异常的爽快、利落，犹如美剧般水银泻地，12集一气呵成，再加上王千源、齐溪等演员的精彩表演，夸它一句“优秀”并不算过誉。 同样穿越，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在当下影视剧中，在不同时空之间“穿越”已是常见的桥段。而“穿越“真的只是一种低级的影视手法吗？真的只是“开玩笑”吗？对于“穿越”，不同观众的看法截然不同。

其实，在文学领域，穿越已存在了几千年，最早将穿越手法引入影视作品的阿兰·罗伯—葛里耶已做出榜样——在《去年在马里安巴》《欧洲快车》等片中，穿越是作为结构因素而存在的。亦即：在细节上，忠于常态时间线，但在因果设置上，则颠倒时序，以启发读者思考：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既有认识，是否正确？我们所理解的因果关系，真的存在吗？ 阿兰·罗伯—葛里耶是“新小说派”的开山鼻祖，且是享誉全球的名导演，他的作品曾荣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阿兰·罗伯—葛里耶喜欢穿越，因为他在挑战“必然如此”“这就是真相”等世俗观念。我们姑且将这种手法称为结构性穿越手法，因为在他的影视作品中，穿越是结构性因素，而非叙事元素。 而对《在劫难逃》这样一个原创故事来说，它的创造性正在于，将这一手法引入到了类型影视剧中。 单独看《在劫难逃》中的一集，几乎看不出穿越的内容，但每次张海峰历尽艰辛，成功破案，赵彬彬束手就擒时，意外便会在结局处出现。随着灾难发生，一切努力清零——张海峰犹如正在经历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苦刑，一次次将巨石推向山顶，又一次次看它滑落。生命被无用功所缠绕，永难解脱。（有趣的是，《在劫难逃》英文名字就是《西西弗斯》） 于是，张海峰与赵彬彬穿越回故事原点，重新展开博弈。而每次新博弈，都会有新的信息产生，带领观众一步步接近真相，直到案情彻底破解。 用好穿越，有三大好处 在《在劫难逃》中，穿越并非一个可有可无的、炫耀性的因素，而是基础框架。如此设计，至少有三个显而易见的好处： 首先，全新的串联方式：悬疑连续剧的困境在于，“暗扣”总是一次性的，遇到新案，又要重新设置新“暗扣”，可每个新“暗扣”，都在挑战观众被挑逗起来的、更高的需求。其结果往往是：主人公不得不像机器人那样，一个接一个破新案，可观众的兴趣却越来越低。而《在劫难逃》利用穿越，将“一个接一个新破案”，转化成“一次次破旧案”，从而打开了一座全新的叙事宫殿。 其次，容易理解：这种不断Game Over，又不断重来，最终通关的叙事方式，与电子游戏的逻辑高度契合。对于数字时代的原住民而言，这个叙事模式实在太亲切，因每天接触，已成他们理解生活的基本逻辑，根本不用解释。 其三，弥补了悬疑剧闭合叙事结构的短板：在重视“寓教于乐”“文以载道”的文化氛围中，国产悬疑剧的结局往往是固定的，即：坏人必须失败，好人必须成功。中国观众对闭合式结局有相当高的期待，可观众喜欢悬疑，正在于它是不确定性，如果已有答案，观众何必再看？在过去，悬疑剧只能采取过程多变、结果固定的叙事策略，颇显斧凿痕迹。穿越结构恰好突破了这一困局，在《在劫难逃》前三集我们清楚看到，每一次穿越之后得到的结局都是变动的、开放式的，这样也会更吸引我们这些观众更专注于故事发展。毕竟，任何疏忽都可能引发悲剧。 在这样一个故事过剩的时代中，“讲什么”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讲”，正确的叙事策略会使熟悉的故事陌生化，产生新的审美空间。 《在劫难逃》之所以让人眼前一亮，恰好就在于它知道“如何讲”，能把一个似乎已被很多人用过的穿越手法，玩出了新高度。

节奏快才是王道 《在劫难逃》通过结构性穿越手法，很好地解决了“如何讲”问题，所产生的最直接的红利是：叙事节奏异常明快。 在我们的美学教育中，对叙事节奏缺乏足够重视，但对当代观众来说，叙事节奏可能意味着一切——真实感是通过叙事形成的，电视剧中的“事”都是虚构，“叙”才是重点。对于悬疑剧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悬疑剧讲的是两个故事：犯罪的故事和破案的故事。故事量天然大于普通故事，想把这两个故事都讲好，必须情节推着人走，而不能像文艺片那样，为了塑造“人”，不惜让情节慢下来。 换言之，只有快，悬疑剧才能给观众以真实感，才会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非是编造的。 国产悬疑剧往往忽视节奏，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太重意象性，而非具象性。 所谓“意象性”，其实就是用外部环境来表达内心感受。比如：主角出现，必然风景如画；情节转向低潮时，必然电闪雷鸣……虽然很抒情，却因创作者太居高临下，自以为拥有燮理阴阳之能，反而使观众无法进入股市。 《在劫难逃》好看，在于具象性的力量——镜头中出现一把刀，这把刀在情节中就会发挥作用，而不只是搞搞气氛。在《在劫难逃》中，看不到烟波浩渺、仙风道骨，只有器物坚硬的表面。 在《在劫难逃》中，叙事呈现出加速趋势，即情节变化越来越快，这正是结构性穿越手法带来的优势——无需再介绍案情背景、人物，特别是每次穿越回来，张海峰的信息都会增加，他能预知案情的走向，他只需拆解新困境，以及解决根本之问：赵彬彬为何如此纠缠他。 穷尽一个个案的所有可能，比大杀四方、无案不破，在叙事上，实在从容太多，只需看过《在劫难逃》三集，必然会被它的节奏所打动，大呼过瘾。

这部剧站在了三位巨人肩上 在《在劫难逃》中，结构性穿越手法还产生了另外一个红利，就是给人物塑造带来更多空间。 一般来说，悬疑剧最易落入人设黑白分明的窠臼中，只能塑造“扁平人物”，很难呈现“圆形人物”。“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是著名作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的概念，所谓“扁平人物”，指“某种单一色彩或特质”的人物，即漫画式人物，其优点是便于记忆，但更适合戏剧。至于“圆形人物”，则具有多面性、复杂性，他们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很难用一个词来概括。 在很长时期，人们认为类型影视剧只应塑造“扁平人物”，所以“扁平人物”又被称为“类型人物”。悬疑剧尤其如此，因它对叙事节奏要求太高，人物只是情节的一个因素，而不能相反。 然而，《在劫难逃》中的张海峰与赵彬彬都带有“圆形人物”的色彩： 张海峰屡战屡败，他不是英雄，他是被赵彬彬拉入案情的，他依然无法摆脱曾经的折磨，所以他与老同事间合作不默契，经常沉入自己的天地中。 赵彬彬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他衣着楚楚，相貌阳光，他并不老谋深算，甚至会被乔昕打晕，却能几次笑在最后。他所怀的怨恨如此之大，与他的经历、形象很难匹配。 然而，《在劫难逃》也给演员设置了巨大困难：毕竟不是人人能演好“圆形人物”的。好在，王千源与鹿晗的表现堪称精彩，尤其是鹿晗，一改习惯的表演风格。在《在劫难逃》中，观众将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鹿晗，一个让人敬重的、会演戏的鹿晗。 穿越人人会，但如何把穿越玩好，《在劫难逃》这个原创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一个典范。这个典范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站在加缪、阿兰·罗伯—葛里耶、福斯特的肩膀上，厚积薄发而成。从一部悬疑剧中，品味出人文精神，这可能正是《在劫难逃》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