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种

1755年和1762年，乾隆第二次和第三次下江南；1756年到1763年，欧洲爆发了“七年战争”。东方和西方看似偶然的时间重叠，因为一样东西成为了必然，那就是——土豆。彼时，地球正经历小冰期，全人类都面临着粮食危机。乾隆下江南可不是影视戏说那样游山玩水。人家是实实在在去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的；同样，欧洲大陆英国-普鲁士阵营和法国·奥地利联盟的这场“约架”，根本原因也是因为僧多粥太少了。而土豆这种来自美洲的作物，用今年新上映的一部电影里的对白讲——

《杂种》电影截图

是的，这是我们熟悉的“汉尼拔”米叔主演的有望冲击奥斯卡的丹麦电影《杂种》。麦斯·米科尔森饰演的男主角卡伦上尉，好巧不巧，在影片中发生故事的时间段是1755到1763年，和乾隆下江南and欧洲七年战争的时间段重叠。乾隆下江南掀起了中华大地的土豆引种高潮；欧洲七年战争普鲁士和法国在战场忙着收土豆；而卡伦上尉，跑到占丹麦三分之一面积的日德兰苦寒之地——种土豆去了。 影片的男主角路德维希·卡伦，参军前是一个园丁，还是某位贵族和厨娘的私生子（影片名字来源之一），身份卑下，花了二十五年时间，通过在普鲁士当雇佣兵立下军功，获得上尉军衔，初步实现阶级跃升。而同样是授衔上尉，贵族参军后只需六个月时间。输在起跑线上的卡伦，发现了土豆秘密之后，准备凭借这个小东西逆天改命，期冀跻身贵族阶层，拥有庄园仆从大house。 牺牲卡伦二十五年青春的，不是欧洲七年战争，因为战争的前一年，1755年，他就退役了。那么以这个时间倒推，卡伦去普鲁士当雇佣兵是1730年。巧合的是，1730年，苏格兰高地和爱尔兰已经大面积种植土豆了，那一年，普鲁士和英国的关系好得已经不得了，就差穿一条裤子了：当时的普鲁士皇储、未来的腓特烈大帝二世，在宫里受委屈了，还准备逃往英格兰呢。所以，在英国盟友的普鲁士军队里服兵役的卡伦，最早在这个时候发现了土豆的价值，不是没有可能的。

卡伦上尉在普鲁士服兵役的1755年，腓特烈大帝（图左）时年43岁，比乾隆小一岁。图右是意大利宫廷画师郎世宁画的1756年的乾隆，时年44岁。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给卡伦上尉写个“前传”，是想给还没看电影的朋友以及看完电影的朋友，阐释一下主人公种土豆“执念”的动机合理性。1755年，距离马克思出生还有63年。用马克思的理论解释，当时，在丹麦，除了土豆的生产资料都掌握在当时的封建主（地主阶级）手里，卡伦的孤注一掷，几乎是农民阶级进化成新兴资产阶级的几乎唯一的出路了，尽管这条道路也充满了自然和人为的重重艰难险阻。 卡伦上尉种土豆的同一年（1755年），在法国，因为没得到一篇征文奖金而愤懑不平的清贫老愤青、时年43岁（与腓特烈大帝同龄，比乾隆小一岁）的卢梭发表了《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发出了在当时让贵族阶层“如履薄冰、如芒在背、如鲠在喉”的灵魂拷问：“一个国家最大的幸福在于，臣民服从于君主，君主服从于法律，法律刚正不阿，始终为人民谋福利。” 我们不知道与卢梭同一时代的卡伦上尉读没读过这本书，但是在影片中能教吉普赛女孩数学、动不动与当地的地主恶霸德·申科书信往来交锋，卡伦上尉应该是受过不错的教育的。他也处处以服从君主为准绳，从影片开始时，他看丹麦国王（推测是弗雷德里克五世，在位1746-1766年，卡伦种土豆1755-1763年）虔诚膜拜的眼神，以及后来每次与德·申科当面交锋，都拿出国王来做理论背书，他的思想觉悟不仅仅是忠君爱国那么简单。

软萌的米叔，看国王的眼神有点闺怨的感脚

而影片中的反一号德·申科，不但是一方豪强，还是当地法官，代表着日德兰荒蛮之地的法律。卢梭笔下的法律是始终为人民谋福利，而德申科这个法律化身，则是动辄让人民领盒饭。女主角安·芭芭拉的丈夫买土豆种子被发现，被德·申科在丰收节儿童唱诗班的歌声里用开水浇死；噤若寒蝉的女仆，在德·申科与心仪卡伦的表妹吵架时无辜躺枪从楼梯摔死；而被卡伦上尉雇佣种土豆的普鲁士移民，更是被德··申科的鹰犬们找来重刑犯虐杀而死。 影片中小小的土豆，浸透了人民的鲜血。而这丝毫阻挡不了卡伦上尉的种土豆事业，当他依然让伤心欲绝的安·芭芭拉留下来辅助时，她指责道：“我的丈夫被杀了，你在意的就是地板干不干净”。未尝不是借农奴之口映射了新兴资产阶级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冷血与无情。卡伦的阶级出身主角光环，依然掩盖不了马克思口中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卡伦上尉种土豆的历史背景是资本主义上升期的十八世纪中叶，影片主线自然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主这一矛盾。而影片的几条副线，同样反映了当时有代表性的社会问题。安·芭芭拉可以随意被德·申科蹂躏，其丈夫可以随意被虐杀，是因为他们比卡伦还要低一个阶层——农奴。历史上沙俄的农奴社会凑名昭著，丹麦同样有农奴问题，直到卡伦结束种土豆26年后的1789年，农奴制才被废除。

德·申科面容阴鸷的狗头军师（左）在用农奴制合法性威胁卡伦上尉，对普鲁士移民雇工的虐杀，也是这厮执行的，米叔右后方这位地方官，则是他种土豆事业的贵人，不断在关键时刻拔刀相助。正反两位“师爷”的同框，导演对细节把控大赞。

影片中以小女孩为代表的罗姆人，就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流浪民族，彼时英国称其为吉普赛人，法国称其为波希米亚人，而西班牙则称其为弗拉明戈人。不但被领主德·申科识图赶尽杀绝，就连同是移民的普鲁士人，也认为其会带来死亡与瘟疫，是不详的象征。这是比农奴还要低一个阶层的“流氓无产阶级”。（没有贬义，氓在古代就是流民的意思）。 而电影同样展露了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蹭一下热播剧《繁花》的热点，卡伦上尉也是某种意义上日德兰荒原上的“宝总”，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位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也是他不同阶段的贵人。安·芭芭拉，德·申科的表妹，以及吉普赛小女孩，都有自己的故事线。导演尼古拉·阿塞尔没有细细展开，据外媒消息，会在来年的导演加长版中，会完整加入安·芭芭拉的完整故事线。 最后谈一下影片的美学。电影开场的广袤荒凉的日德兰苔原，像极了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索拉里斯》的开场——

下图是老塔的《索拉里斯》（1972年）剧照，对比一下《杂种》里的荒原（上图），导演有大自然的辅助调色，因为丹麦几乎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同纬度，苔原植物都一样一样的。

而电影的其中一个小高潮，安·芭芭拉给丈夫上坟的桥段，和英格玛·伯格曼《秋日奏鸣曲》中丽芙·乌曼的上坟桥段，三分法构图，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下图是伯格曼《秋日奏鸣曲》（1978年）剧照，对比一下《杂种》的三分构图法。与丹麦大部分同纬度的瑞典，相近的气候特征，赋予了影片如刀片刮脸般的冷冽酷寒气质。

更甭提影片中大量使用的“伦勃朗光”，对环境反映人物心理的作用彰显，使观者更容易捕捉人物的氛围情绪——

注意看地主恶少德·申科与卡伦上尉马车谈判（左图）时的脸部打光，对比右图伦勃朗的自画像（两个人好像啊！）会发现，二人面部四分之三都被灯光照亮，而面部阴影区有很一个或多个倒三角光块。因为伦勃朗自画像用镜子，所以，二人的光源相反。

这部电影目前豆瓣评分已达8.2，仍让人十分看涨。研究历史的人能在里面看到历史；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能看到政治经济学；更甭提影片宛如史诗般壮阔的浓厚的文学性。虽然故事性上依然有快意恩仇的爽文特征。但其足以知古鉴今的现实主义风格，以及多重外延的解读空间，仍然带给今年的我们以惊喜。看看荒原打工人如何整顿职场。汉尼拔从来不是社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