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悲剧

文 / [日本] 辻万里译 / 徐怡秋发表于《世界电影》2014 年第 1 期    由凭借 2010 年公映的影片《与春同行》在海 内外获奖无数的小林政广担任编剧、导演，同样由仲代达矢主演的新作《日本的悲剧》将会于 2013 暑期上映。笔者就影片的策划、剧本、拍摄过程以及导演对作品寄托的思考等问题对小林导演进行了采访。    问：您的上一部作品是《濒临崩溃的女人们》（2012）吧。那《日本的悲剧》这部影片是从什么时 候开始策划的呢？    答：其实《日本的悲剧》这个剧本比《濒临崩溃的女人们》完成得还要早。在地震的前一年，也就是 2010 年的 10 月份左右，这个剧本就已经完成了。    那一年的七月份，在足立区发生了一起冒领退休金的事件。之后，同样的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NHK里也曾经播放过一个相关的纪录片，讲的是一个儿子把已经过世的父亲弃置在房间里，然后继续领取父亲退休金的事情。有一天，被人发现后，他被逮捕了，不过很快就（从拘留所里）出来了。在片子里他就像是在拍他自己的纪录片一样，指着原封未动的房间对着镜头说，“我父亲就是死在这儿的”。房间里的榻榻米脏得不得了。他还问，“是不是有股味儿？”记者问他，“你现在在干什么？”他说，“我正在职业介绍所里找工作”。不过，当时我还没有想到要把这些搬上银幕……     在和仲代达矢合作完《与春同行》（2010）之后，他说想要我们再合作一部片子。因为他还要排自己的舞台剧，所以希望我能尽早把剧本给他。     当时刚好NHK 也在播放一部关于仲代先生的纪录片。是重播的片子。记录的是仲代先生丧偶后每天的生活。他一个人把舞台剧的台词写在墙壁上，对着墙背诵。那部片子里说，尽管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但他一直把骨灰和遗像摆在家里，并没有下葬。然后他每天出门的时候都要对着遗骨说一句“我走了”。看到那个画面后，我觉得可以把它和足立区发生的那起事件结合在一起写一部剧本。    实际发生的那个事件就作为一个事件，然后把主人公设定为一个丧偶的男子，这个故事好像就能成型了。这就是这个剧本的开始。    到十月份左右我就已经写完了，不过总觉得不太满意。所以也没给仲代先生看，就那么一直放在了一边。一般我写完一部剧本后都会先放三个月左右。在这段时间里我会一直思考。这里是不是改一下比较好等等，我会一直在脑子里进行反刍。不过，就在几个月后，发生了那场大地震，当时的环境也就不允许再拍摄电影了……    另外在 2010 年年底的时候，我自己也被医生宣告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我从 1956 年开始就一直住在东京，因为我在气仙沼那边也有一套房子，所以就和妻子商量了一下，是不是能到那边去住一段时间。但我妻子觉得那里太偏僻，就算去了可能也找不到工作。刚好我妻子的娘家在大阪，所以我们就搬到了大阪我妻子娘家附近。然后，没过几个月就地震了。所以我心里一直觉得非常内疚。虽然我们是在地震前就搬过来了的，但周围的人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总觉得我们是害怕放射能才从震区那边逃过来的……而且，如果我们真的搬到了气仙沼去的话，说不定已经死了。我一个已经被宣告了死亡书的人一直活了下来，而那么多健康的人却死去了。    于是我就在想自己是不是能够做点什么，比如以气仙沼为背景拍部电影什么的。因为我除了拍电影什么也不会。所以就拍了那部《濒临崩溃的女人们》。     问：您在气仙沼有套房子？你本来就是那儿的人吗？    答：不，我是东京人。以前我拍过一部片子叫《气仙沼传说》（2006）。不过那一阵子拍电影募集资金需要信托体系什么的，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那部片子最后就没有公映。不过为了拍片我第一次去了气仙沼这个城市，那时刚好是秋季，秋刀鱼和鲣鱼都特别美味（笑）。于是我就喜欢上那个地方了，电影拍完以后也会时不时的去一趟。第二年，我跟当地市政府的人说，“要是有便宜的房子我想买一套，我没什么钱，所以要是有便宜的……”，然后他们就帮我找了一套。我买了这个房子以后，拿这里当据点，拍了《你在哪里》（2009）等三部电影。    问：《濒临崩溃的女人们》也是以这里为舞台的吗？    答：就是那儿。拍《与春同行》时，拍到气仙沼那部分的时候，每天晚上大家也都是在那里吃晚饭的。早饭也是一起吃，附近的人都会来帮忙。可是地震之后联络就完全断了。我跟他们也很难联系上，也不知道他们是生是死。事实上当时有好几个月电话根本就打不通。那里有个地方叫唐桑，由于海啸泛滥，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孤岛。有一阵儿，完全就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小岛。我后来听人讲，当时最早来到附近一个小学的是美军的直升机，从上面空投了很多救援物质下来，人们这才熬了过来。问：您的影片中屡次出现气仙沼，我还以为是有什么特别的缘分呢……    答：我那里也没有亲戚，什么也没有。就是偶然间因为电影而结下的缘。那里有一家寿司店，我常常去。很多住在附近的人也常去那家店。其中有一个人，他的公司 就被海啸冲垮了。我跟他说，“我想要拍部电影，但总觉得心里非常内疚”。然后他说，“我们每个人其实也都一样”。“活下来的人好像都很内疚”。据说他曾经眼睁睁地看着有人被水流冲走，狼狈不堪地逃出来后，花了三天三夜翻山越岭地回到唐 桑，中途好几次累得走不动了而倒在路边。他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总感觉自己还活着是很对不起别人的。这种感受其实每个人都有，所以你也没必要太在意。不过如果你想要把这种情绪拍成一部电影的话，我们都会出一份力的”。就这样，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协助。我一直都很喜欢在一个特别小的地方，就像躲起来一样进行拍摄。从一开始我就不喜欢大张旗鼓地拍片子，但是拍了几部片子下来后，这方面的感觉似乎开始变得迟钝了。我也是有意想要重新找回最初的自己。因为本来也不是什么特权阶级在拍，所以我觉得让一群外来人悄悄地在那儿摸索着干，其实挺好的。只不过由于讲的是地震灾区的故事，所以如果不是当事人的话总感觉投入得不是那么彻底，总觉得这不是一个真正从自己心底里做出来的策划。    拍完《濒临崩溃的女人们》之后，我心里内疚的感觉反而更加强烈了。毕竟那是在震后才不过五个月的时候就到震区现场去拍摄的……    问：我本来以为仲代先生会拒绝出演。    答：在筹备拍摄《濒临崩溃的女人们》时，我就已经开始着手修改《日本的悲剧》这个本子了。在原来的剧本里加入震灾这一元素后，很容易就改好了，而且影片的分量也相应地增加了很多。于是我把剧本打印出来，寄给了仲代先生。    问：仲代先生做何感想呢？    答：仲代先生读过剧本后马上就给我打来电话说，我们一起拍吧。另外他还提到他只有 10 月份有档期。可当时距离 10 月份只剩半年的时间了，我究竟能不能筹集到资金还是个问题。    我在写剧本的时候，这么说可能有点儿奇怪，我是决心要摒弃一切所谓的商业性元素来写的。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拍成电影，而且我感觉仲代先生也很可能会回绝我。毕竟这是讲一个男人要饿死自己的故事。这个策划本身就不像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觉得仲代先生是不会出演一个要变成木乃伊的男人的。我一点儿也没有考虑娱乐性这个问题，我就想拍成一部日本电影最辉煌时期的那种艺术片，那种毫不花哨、完全按照创作者的意念来完成的作品。反正我是抱着拍不成也无所谓的心情来写这个剧本的。我觉得只要他能读到这个剧本就已经足够了。    一直到距离开机只剩两周的时候，我还没有筹集到资金，当时我就觉得只能走独立制作这条路了，不过也还是没下定决心。到距离开机还有十天左右的时候，我还没太想明白呢（笑）。不过，我周围的人都已经开始动起来了，演员也都确定好了，当时的情势就像是箭在弦上一样，已经不能不拍了，我这才开机。    因此，影片试映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当时还没有向普通观众放映呢，就来了很多媒体的朋友。感觉有点儿难以置信（笑）。    问：在开机前您筹措到资金了吗？    答：没有，最后还是独立制作的。我写好剧本后就开始到处筹集资金，可好多人跟我说“一听 《日本的悲剧》这个名字就不会有观众来看，首先你这个题目就不行”，根本就不用看剧本。而看了剧本的则说“这是讲一个人要变成木乃伊的故事吗？别开玩笑了！”（笑）    问：1953 年，木下惠介导演曾经执导过一部同名的影片。那部电影总的来说也不是一部轻松的作品，在影片的题目上您是有意识要跟那部片子看齐吗？    答：很久很久以前我在电影中心或是其他什么地方曾经看过那部片子，不过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只是知道有那么一部片子。我后来也买过DVD，但一直不太敢看。因为我很担心要是拍的和他很像可怎么办啊（笑）。所以就一直没看。一直到我把这个片子拍完以后，我才终于又看了一遍，他那个片子讲的是一位母亲的故事。这两部片子也并非没有相似的地方，比如他那里讲的是战后，而我这里变成了地震，不过我们两个的故事是完全不同的。另外还有一部同名的电影，是部纪录片，龟井文夫执导的，也叫《日本的悲剧》（1946）。那部片子的DVD我也买了，不过还没看。因为我觉得那是部纪录片，应该没什么关系。后来，我第一次看了龟井文夫、吉见泰编导的《日本的悲剧》，深受震撼。这部影片是在战后的第二年制作完成的，它充分地体现了制作者执着的意志。我很后悔，应该在拍摄之前好好看看这部片子的！    问：您在写剧本时有什么步骤吗？比如先设定好故事框架或是角色性格什么的……    答：我是上来就写的。一上来直接就写。从来不会写什么故事大纲或分场景要点之类的东西。登场人物的名字什么的，我都是一边写一边想的。有时候，大概写了 20 页左右以后又从头再重新写。我就是这么创作剧本的。    问：您一直都是这种写法吗？    答：我一开始写电视剧剧本的时候，还是会先写个情节大纲的。把大纲交上去，通过以后再开始写剧本。不过我以前不也写过一些色情片的剧本嘛，那些都是随便一写就交上去，然后就完了。也不用改（笑）。写色情片剧本的稿酬特别少，所以我就规定自己写作时间绝对不能超过 8 个小时，我是计算着时薪来写的。可是小时工资噢！这话说起来挺傻的，不过比在咖啡馆打工多多少少赚得还是多一点的（笑）。只是写这种剧本全凭着一股劲儿，和那些需要缜密思考才写出来的东西不同，写这些会觉得很有意思。写着写着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点子冒出来。自己会到达一种很嗨的状态，一下子，一口气就写完了。    问：您一共写了几部色情片？    答：大概 20～30 部左右。有（佐藤）俊树导演的，还有已经过世了的上野俊哉导演的，还有女池（充）导的。    问：是在某一个时期集中创作的吗？    答：大概写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吧。    问：您好像还亲自执导过一部色情影片，叫《一周爱欲日记》（2000），那部片子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呢？ 答：那部片子是我写好剧本后，拿到国映的大姐（色情影片制作公司国映的知名制作人）那儿，跟她说，“我想自己拍这部片子”，然后大姐看了那个本子后很喜欢。只是由于我是个新人，所以只有350万元的预算，她说要是我想拍的话可以去试试。不过那部片子拍完以后，评论很不好，简直是一团糟。那些色情影片的粉丝集体痛骂这部片子，他们好像是认为这部色情片被一个搞独立制作电影的家伙给利用了。不过我倒是挺喜欢那部片子的（笑）。    问：我为了《电视剧》那本杂志第一次来采访您的时候，您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编剧，作品类型从动画片到电视连续剧，范围很广。从那时候起，您就已经有要当导演的想法了吗？    答：是的。我从上高中那会儿就一直想当导演。碰巧得了城户奖以后，我还以为这下子就能当上导演了呢……可最后还是没能像大森一树先生那样（笑）。后来 我就被招入了雾高手（雾高手制作公司—— —由松本清张、野村芳太郎等人组建的影视策划制作公司），跟在野村先生身边做编剧。再后来机缘巧合又认识了筒井（共美），在她的介绍下我又进入了电视圈。一直搞了十年左右的电视剧。直到 42 岁的 时候才开始拍电影。    问：二十多年前我在采访您的时候，您曾经提到过您是在去了一趟法国之后才回来开始写剧本的，您为什么决定要当编剧呢？    答：那时候要想成为电影导演只有两条路，要么从助导做起，要么从编剧做起。像劳伦斯•卡斯丹，他就是在广告代理店工作的同时写了两部剧本，两部都被搬上了银幕，于是他的第三部剧本《体热》就是由他自己执导的。所以我觉得摆在我面前的就只有这两路，要么先写剧本再做导演，要么先做助导再做导演。于是，我决定先做助导。横竖要做助导，那我就想选择一位我个人非常景仰、非常尊敬的导演跟着，就这样，我决定要去法国见特吕弗导演。可到那以后我发现自己完全不懂法语（笑），而且一到法国我就病了，于是这条路就走不下去了。然后我就回国了，那时候自己也一把年纪了，就算想给谁当助导……当时日本也没有哪位导演是我特别想跟着的。那时候我一直在写色情剧本。可日活的成人片、黑道片等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比起来反倒是电视那边儿让我做得很开心。其实在获得城户奖之前我几乎每个月都给电视剧剧本奖邮寄参赛作品。不过每次到最后都被刷了下来……    问：近几年来，您作品的题材都是以反映当今社会现象为主的，您是一开始就想要拍这样的片子吗？    答：我倒是没这么想过。因为我最喜欢的是特吕弗（笑）。我一直特别喜欢私小说那种类型的东西。还有，我自己喜欢看的影片类型都是娱乐片、动作片之类的，对社会派的影片我反而不是那么感兴趣。我一直不觉得电影必须要明确的主张什么。    我在拍《痛击》（2005）的时候，是想尝试着把我以前所学到的各种东西，包括特吕弗讲过的、让•雷诺阿讲过的、还有很多我喜欢的作家所讲到的绝对不可以做的都做一下。我想打破禁忌，把以前绝对不会做的全部都做一遍。否则的话，我就会变成和他们相同的类型。就会陷入自我模仿。在拍完《步行、人》（2001）以后，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把一切都做尽了。我深知我自己的那些拍摄电影的方法论已经完全陷入自我模仿了。所以我想尝试着用一些不同的方法论。于是我就尽量不使用音乐，完全按照纪录片的风格去拍。而且不是日本纪录片的风格，是一种接近当今欧洲那种纪录片的、非常寡淡的纪录片的风格去拍。    问：您的作品一向是限定好人物后集中进行描写，不会让出场人物过多，我感觉您的这种风格是在剧本创作阶段就已经把人物反复设计成熟了，这也是您一边写一边设计的吗？    答：这个嘛，登场人物少的话，就不得不进行深入的挖掘啊（笑）。所以我经常是先写一遍，然后把人物性格什么的重新设定以后再重写一遍。所以往往会重写很多次。大约要重写五十次左右。都是一些细节，一句话一句话的，慢慢地修改语言。    问：演员们的台词是完全按照剧本进行的吗？    答：基本上都是按照剧本来的。不过有些年轻人会自己进行修改。他们会把台词全都改成现在那些流行语的方式。我跟他们说，你们改成那样的话，感觉就全变了，都给我改回来。可他们就觉得我这种过时的台词他们说不出口……写电视剧本的时候这种情况常常发生，我就告诉他们，“怎么会说不出口呢？肯定能说。因为现实和剧本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一定要抓住角色的性格。我希望他们能完全融入到登场人物中去。必须要先变成那个人。对于细节的地方倒不用太介意。我不是要求他们完全照着剧本，一字一句都不许改。只要能把感觉传递出来就行。可如果把人物性格都改变了的话，那就不好办了。    问：通常人们都认为执导自己编剧的影片时，导演在编写剧本的阶段其实是已经设想好各种画面以后才动笔的，那么为什么您会反复地修改剧本呢？    答：我是正相反，如果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画面的话，反而什么都写不出来了。我必须是在没有画面的状态下开始写。然后再慢慢地去找外景地，渐渐地眼前再浮现出具体的画面。不过这都是要等很久以后才会开始的事情。光是剧本阶段我就会花费好长的时间，越是修改就越会担心这个本子到底行不行。所以哪怕是修改了几十遍了，也还是不能完全肯定这个本子已经百分之百的完美了。因此，进入现场后，我会对演员们这样说，“这本子我也不知道是哪儿的编剧写的，根本就不行。所以我会在现场随时修改，请大家多多关照”（笑）。    国映的大姐曾经对导演们说过这样的话：“哪怕编剧交上来的本子你特别不喜欢，读上几十遍后，也会变得喜欢了。”“所谓的执导，其实就是逐渐喜欢剧本的过程。”我当时听的时候觉得，“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可对于自己写的剧本，总还是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即便是到了现场，我也会时不时的往剧本里插入一些内容或是进行一些调整。有一次一个摄影师实在是受不了了，禁不住抱怨道，“要是得改这么多的话，必须得雇一个专业的编剧了，否则这拍摄现场根本进行不下去啊”（笑）。不过，那一天的拍摄结束以后，我不是要考虑第二天的分镜头剧本嘛，结果发现剧本根本就不行，还得要改（笑）。    问：您在剧本创作的阶段就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考，然后才开始拍摄。这也就是说在您的心里一直认为剧本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是不是和您是从编剧起步的这一背景有关呢？    答：我觉得当编剧的这段经历让我自信了很多，不过有的时候我也会对自己写的剧本很没信心，每次都恐惧得不得了。所以在开机前一个月左右我几乎就不再看剧本了。直到开拍前一周，已经到了马上要开机的时候我才会打开剧本。在此之前我是很怕读剧本的。我会感觉这个剧本完全不行。因为我记得整体的故事，所以脑子里一直都会想着它。这样一来，我一直惦记着的那几个地方就会一直在我脑子里转。于是就得一口气把它们都改过来。我以前一直都在写电视剧的剧本，有好几次都是到了最后关头被要求进行修改。往往是在一种不可理喻的状态下进行修改的，比如三小时后就要开拍了，你把这个重写一下之类的。我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因此我认为自己是很懂得如何去应对危机的。    问：《日本的悲剧》是什么时候开机的？    答：我记得开机好像是在 10 月 10 号左右。到底拍还是不拍，这个最终判断我是在 10 月 1 号做出的。在那之前，所有的演职员我都没有最后敲定。当然，招呼我是提前打好了的。这次为我们做美术的工作室，我跟他们也是暂定了一个计划。结果对方说，“我们有好多工作得做，像搭景什么的，所以必须要提前画出图纸来”，“要画图的话是不是得花钱啊？那样不就产生费用了吗？”“不用，只是做个笔记而已的话可以免费的”“那就拜托您笔记做得尽量详细一些”（笑）。然后我们就约好 到 10 月 1 号的时候一定要明确拍还是不拍。结果 9 月 30 号的时候，对方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给我打电话，“您确定下来没有？”“您到底打算怎么着啊？”所以最后我们的准备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天。    问：这部电影一共拍摄了多长时间？    答：一开始定的是三个星期。仲代先生跟我说这片子至少得拍三个星期。他是读过剧本后凭感觉测算的，他觉得无论如何也得需要三周的时间。我一边答应着他，一边按两周制定了拍摄方案（笑）。    问：那么庞大的台词量都用长镜头来拍摄，没问题吗？    答：用长镜头这一点我是一到现场马上就提出来的。我跟大伙儿说，从第 1 页一直到20多页为止我们要一个镜头搞定。仲代先生听完后一下子就惊呆了（笑）。不过我们在合作《与春同行》的时候，他对我的手法多少已经习惯了。和北村（一辉）我们也是合作过好几次了，所以北村的反应是，“你果然是要来这一手啊”（笑）。    问：彩排的次数多吗？    答：嗯，大概排了四五次左右。就是第一天花的时间比较多。我们必须要把演员呈现出的角色状态与我脑子里设想好的画面进行磨合。    问：影片是完全按照剧本的顺序来拍摄的吗？    答：是的。所以我们拍得很快。每天八点半集合，九点开始彩排，上午基本上就都是彩排。然后把午饭押后，开始正式拍摄。大概到下午两点左右就已经拍完了。吃完盒饭后大家就各自回家。我也是有点担心，如果拍到太晚的话怕仲代先生的身体会吃不消。有时候甚至我们11点钟就拍完了，搞得仲代先生直问我，“真的没问题吗？”（笑）。    问：一口气拍摄一个很长的镜头时，肯定会有 NG 的时候吧。如果不断NG的话，还能保证按期完成吗？    答：我们只是把第一天拍摄的部分在最后一天又重新拍了一遍。其实就只是第一天不太顺利，其他的都很顺。我感觉基本上都是一条就过。    问：您刚才提到过您的健康问题，现在您的身体没问题了吗？    答：我是糖尿病引起的肾脏问题，所以必须得做透析。现在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今后我每周只能拍四天的电影，其余时间都得到医院去做透析。也不知道今后还能不能再继续拍电影。不过我还是想拍的啊！    问：下一部作品您有什么计划？    答：这个问题我还压根儿没想过呢。我现在一颗心都在这部片子上。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拍了十几部电影了，可是不算《与春同行》的话，票房全都失败了。我很希望自己出品的影片能够成功一次。    问：您的作品在海外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难道这些不能在国内的票房上有所反映吗？    答：现在当然会有很多种平台，像推特啦、Facebook之类的。我们自己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发布信息。但是在十年前是不会有这些东西的。那会儿就连电子邮件还有人会用有人不会用呢。所以，如果最后没有哪位记者写出来的话，是一点影响力也没有的。现在有很多种传播方式。而且电影本身都是数字化的，制作成本非常低。如今电影创作的大环境可以说是好得多了。正因为如此，敌人也就多起来了，不过……好像不该说成敌人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