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永不消逝的电波》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我党隐蔽战线工作者的电影。主人公李侠的原型人物就是曾经战斗在上海隐蔽战线上的英雄和对敌斗争的勇士——李白。 李白，1910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1930年8月参加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先后缴获敌张辉瓒师和谭道源师一部半电台，总部决定利用这一部半电台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讯，并决定举办无线电训练班，培养技术人才。1931年6月，红四军选送李白去总部参加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从此，他与无线电通讯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决定派遣李白到上海负责上海党的地下组织与延安党中央的秘密电台联络工作。 10月10日，李白乘火车到达上海，化名李霞，住在新闸旅社。然而，在上海建立一个电台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八一三”淞沪会战以后，租界以外地区屡遭日寇轰炸，市民纷纷涌入租界，致使住房尤为紧张。党组织经过多方努力，终于租下位于法租界霞飞路与贝勒路路口上的三层楼房，门牌148号。房子的问题解决了，还须找一个家庭作掩护。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有一位同乡单志伊，为人正直，同情革命，其儿子是个医生。党组织遂决定由这个家庭来掩护电台。底楼作为诊所，二楼为单家住房，李白住在三楼设置电台。电台设在这里，论环境并不理想，繁华的霞飞路人来车往，噪声不绝于耳，附近还有霞飞路巡捕房。但在这寸金之地的上海，很难找到十分理想的房子，李白就在这里栖下身来，执行党交给的任务。 1938年初春，建台工作就绪，李白开始在夜晚向延安发出呼号。但由于功率小电波微弱，电波经过关山阻隔和空中各种干扰，传到延安就微弱得几乎消失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和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涂作潮一起反复琢磨、试验，终于探索出时间、波长、天线三者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规律，选择在人们都已入睡、空中干扰和敌人侦探相对减少的零点至4点之间为通报时间。从此，当人们酣然进入梦乡时，李白便轻轻地安好机器，坐在电台旁，把25瓦的灯泡拧下换上5瓦的灯泡，并在灯泡外面蒙一块黑布，再取一张小纸片箍在电键接触点上，这样就能遮光、减小和消除声音。零点一过，他首先向延安发出呼号。延安收到他的信号，也马上发来呼号，上海和延安之间，架设起了一座“空中桥梁”。
1939年5月初，根据新出现的一些情况，负责电台领导工作的龚饮冰指示李白撤出贝勒路148号，另觅电台地点。李白时年30岁，仍孑然一身，长此下去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怀疑。龚饮冰决定物色一位政治上可靠的女同志到电台工作，表面上与李白扮作“夫妻”，以应付环境、保护电台。 龚饮冰和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人马纯古、张棋一同研究后，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共产党员、锦孙绸厂青年女工裘惠英（原名裘兰芬，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调到电台工作后改名裘慧英）。不久，李白和裘慧英住进蒲石路蒲石村18号底楼一个房间。蒲石村地处法租界，环境幽静。按照当地居民的经济水平，组织上为他们购置了几件普通的家具，龚饮冰夫妇等故意赶来“贺喜”。果然，邻居们都信以为真，见面就招呼“李先生”“李太太”。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电台的任务随之艰巨。每次通报，电文短则几百组字码，长则数千组字码。盛夏溽暑，李白在门窗关闭的屋内工作，全身汗水涔涔。严冬苦寒，深夜室内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工作完毕，全身已经冷得发麻，手指冻得红肿。裘慧英则时而站在窗前，时而又走到门边，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为了使交通员尽量少露面，白天，有时李白和裘慧英一起装作散步，把密电送到等候在约定地点的交通员手中。就这样，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团结到底》《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等许多重要文章和中央对沦陷区人民抗日斗争的具体指示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况迅速传达到上海；上海以及周围广大地区敌我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大量情报也源源不断地传到了延安。每当这时，李白和裘慧英常常沉浸在工作取得成功的幸福之中。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产生了纯洁的爱情，1940年秋，经党组织批准，他们结成伴侣。
1942年7月，李白夫妇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临时转移到福履理路福禄村10号，这幢三层楼房系《新闻报》主编、爱国人士许彦飞出钱建造。 当时日军进占“租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李白把电台的功率降低到15瓦，但仍能被日寇的无线电雷达测向仪侦测出来。阴历八月十四日夜晚，李白正在阁楼里发报，裘慧英在三楼的房间里听到有杂乱的脚步声，急忙掀起一角窗帘张望，朦胧的月色下，几十个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她快步上楼告知李白，李白以最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又拍发三遍“再见”暗示远方的战友，接着迅速把发报机拆散，拉开一块活动的地板藏在下面，旋即抱着收音机（收报所用）回到三楼。他刚把收音机放好，敌人就破门而入。他们翻箱倒柜，把物品扔得狼藉满地，然后又冲到阁楼上搜查。李白坐在房间里，心像上了弓的弦绷得紧紧的，但脸上却是若无其事的神色。 突然“咔”的一声，那块活动的地板被踩塌！敌人捧着一堆零件发狂似的跑到李白面前质问。李白从容回答，称自己是郑家的客人，郑太太住院才住到这里，没有见过这些东西。狡猾的日本人又拉起李白的手查看，断定他是“老资格”，不由分说把李白和裘慧英捆绑起来，押上汽车。 在日本宪兵队本部，李白夫妇被分别关押在两个牢房里。敌人对李白刑讯逼供、威胁利诱没有效果，又在李白受刑的时候，把裘慧英也押来。敌人把李白绑在老虎凳上，一边用刑一边质问：“你给谁发报？是延安方面还是重庆方面？”从敌人的质问中，李白分析出日寇并没有掌握实情，于是说：“我的朋友是做生意的，他给我钱，我用电台帮他了解商业行情，这个人全国各地到处跑，来去无定规。”敌人岂肯相信，用老虎钳拔去他的手指甲，把电线绕在他的手上，拉上电闸折磨他，李白始终未吐露半点实情。
在党组织的营救下，1943年5月10日，李白获释。党组织安排他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利用敌人的电台为党工作。他化名李静安，偕同裘慧英一起离开上海。他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以公开的身份、公开的电台，为党秘密传送了日、美、蒋方面大量的战略情报。 抗战胜利后，李白根据党组织的命令，在1945年10月与裘慧英回到上海，继续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联络工作。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犹如在龙潭虎穴里进行战斗。为了避免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他凭着精湛的无线电技术取得了善后救济总署复兴岛渔业管理处修理渔船电器设备的公开职业。电台设在黄渡路107弄6号，他一清早就出门挤上开往复兴岛的汽车，干完8小时的活，回到家里已是黄昏时分。深夜，他一如既往进行通报。为了尽量使电台不被敌人测出，他奇迹般地用仅有7瓦功率的电台保持着与中央的联络。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为配合解放战争的开展，夺取全国胜利，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情报人员获取了敌人大量军事情报，一份份标有“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符号的密电连连转到李白手中。而此时，国民党特务密布，警车飞驰，在一片恐怖气氛中，国民党陆军的部署、序列，海军的各舰驻地，长江江防计划以及国民党空军少尉俞渤在共产党策动下驾机起义的计划等等，都随着李白发出的无数道电波飞往中央。 李白预感到自己难免被捕，为了不致在再入魔掌以后中断上海和中央的联络，他向上级提出建立预备电台的建议并获准。11月中旬，收发报机配备齐全，电台进入了调试阶段，李白亲临预备电台地点协助报务员排除故障。然而，由于北平我地下电台为敌破获，报务员叛变并受敌派遣到上海侦测我地下电台，正当预备电台即将进行正式通报之时，李白的电台被侦破了。 12月30日凌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二大队出动几个人埋伏在李白住所周围。两点半，敌人开始挨家挨户地搜查。裘慧英感到情况异常，急催李自收藏电台。由于情报紧急，李白坚持把最后几组电文发完，才撕碎电文底稿扔入厕所。这时，敌人已经砸楼下大门。李白迅速拆除天线，收藏机器。这一切刚刚安排停当，楼下门开了，敌人兵分两路，对同住的两户人家进行搜查。由于放在桌上的收音机是热的，敌人立即对李白的住所进行严密搜查，藏在壁橱里的那只装有电器零件的肥皂木箱被查了出来。在敌人的逼问下，李白说：“我过去是电器修理工，现在失职在家，帮着私人修修收音机。”可是，敌人在这一堆零件里发现了一只亮光光的电键，李白再次被逮捕。 敌人将李白押到警备司令部稽查第二大队，连续刑讯逼供30多个小时，见刑具摧毁不了他的意志，又将他的妻子和儿子抓来诱供。但是，这一招又失效了。1949年4月22日，李白被押解至蓬莱路警察局。这天晚上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第二天托人带出来，信中写道：“听说这里每逢星期一、五上午9至10时下午3至4时可以送东西……我在这里一切自知保重，尽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裘慧英得信后，带着儿子去探望，见李白脸色苍白，由两个难友搀扶着，而那沉静的神情、和悦的目光宛如平日。他对妻子说：“天快亮了，事到如今，对个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视。” 这时，解放军正挥戈南下，上海就要回到人民的手中。蒋介石在行将灭亡之时，更加疯狂地举起屠刀，对李白案亲批“坚不吐实，处以极刑”。5月7日深夜，李白被秘密枪杀在浦东戚家庙。
作者：叶介甫 原名：李白烈士惊心动魄的红色特工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