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武士

网络资料：在20世纪中后期,探索日本经济奇迹的深层背景与成因的学术活动逐渐盛行,并由此带动了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诸国)的现代日本研究活动。甚至出现了“日本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之类的术语或机构。而我国的日本研究无论从那方面看都显得落后和薄弱,20世纪80年代以来情况才大有好转。我认为,对日本的任何研究,都离不开日本文化这条主线。而日本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又与中国文化(以儒、佛、道为代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的“茶道、武士道”,特别是“茶道”既可以说是日本文化的典型,也可以说是东方文化中的奇葩。因为日本曾经侵略我国,所以我们也熟悉“武士道”一词,并对此十分反感。“茶道”与“武士道”可谓孪生兄弟,同在禅宗文化的襁褓中生长,但性格迥异。一文一武,一静一动。虽都在文明中诞生,而“武士道”却最终走上了反文明之路,这是什么原因呢?“茶道”和“武士道”的产生及发展又与禅宗有怎样的联系呢?属于佛教的禅宗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又怎样呢?在此,本文以“茶道和武士道”与禅宗的关系为重点,谈谈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1 禅宗的日本化及其特点    所谓“禅”,是梵文“Dhyana”(禅那)的音译略称,“禅那”意译为“思维修或静虑”,“是思维真理,静息念虑之法”。[1]通过“安住一心”,静心思考,使身心得到平和或体悟特定的义理。“禅”原本是印度宗教哲学中一种特定的宗教实践,后来被纳入佛教体系,并成为其重要的修行方法。“印度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2]“禅”在悟道成佛的佛教理性实践中,虽然起着支撑佛教理性实体的重要作用,但它毕竟只是通向真如佛性的一种修行方式,而非佛理的全部内涵和要旨。所以,它在以注重个性成佛的小乘佛教中仅仅是戒、定、慧“三学”之一的“定学”;而在大乘佛教中,只占“六波罗蜜”(或“六渡”)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那、智慧中的一席之地。真正给“禅”赋予一个全新的宗教意义,并使之自成宗派的,乃印度佛教进入中华大地并广为传布所致。因此,可以说禅宗就是中国化的佛教,“是印度的佛教思想与中国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3]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认同和接纳外来文化的革新运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化和同化,必然会导致佛教中国化而生成另一种形态——即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的诞生,这就是盛唐时代定型又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禅宗。    自奈良时代(约A.D.710-A.D.784)以后,中国的禅宗便不断传入日本,但在日本旧佛教统治的历史时期,禅宗始终未能在日本形成独立的宗派。但是,到镰仓时代(约A.D.1192-A.D.1333),国家佛教和贵族佛教丧失了统治地位,否定烦琐教学、注重内心信仰的倾向出现了,于是,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禅的强烈兴趣。与此同时,荣西传中国临济禅,道元传中国曹洞禅,并形成日本禅宗两大流派。    荣西(A.D.1141—A.D.1215)禅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兴禅护国论》一书中。其基本哲学思想和中国禅宗一样,是推崇“心”的作用。其所言之“心”,非一般人的“心”或一般人所言之“心”,乃是所谓“最上乘”等等之“心”,即是“佛心,禅心”,是禅宗独传之“心”。他在《兴禅护国论》中认为禅宗是“诸教极理,佛法总府”,是释尊传授的真理。但这种真理“离文字相,离心缘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并且他将“禅”分为“约教分”、“约禅分”、“约总相”三种。另外,他认为禅应超乎动静,应当“动静一如、动静双忘”。并且,他还强调“持戒”和“护国”两方面,明确了日本禅宗的特色。强调“持戒”,大概是为了迎合新武士阶层的自我修养,与武士的修养结合,取得武士政权镰仓幕府的支持。另外,荣西的“禅”是与密教结合的教禅兼修之禅。    印度禅讲无我无心,主张正身端坐、结跏趺坐,以形式上的坐禅为主,行数息观,静心息念,为防止恶苦练身心。而中国禅则以“无我无心”的境界为中心,崇尚日常生活行持,主张佛法真理就在“着衣吃饭处”,起居动作皆做到无心不动念。但中国禅较侧重理论,而日本临济禅则吸收中国禅的特色,不拘泥于坐禅形式,又不注重理论而看重实修。因此,可以说中国禅是主智的,日本禅则是主实的。主实包括把禅的精神实际应用到绘画、建筑、茶道、武士道、文学等诸领域,也含持戒和护国等特色。    道元(A.D.1200—A.D.1253)将曹洞宗传到日本,其著作有《普劝坐禅仪》和《正法眼藏》等,主张“只管打坐”的新禅风。强调出家修行,认为在俗坐禅不彻底,主张不管饥寒冻馁甚至处于死的危地,也要坚持只管坐禅的“修证一如”之道。他认为临济禅所依据的《楞严经》是祈祷性的,因而加以排斥,并厌恶临济禅与世俗妥协、与权势携手的态度。他开创了日本的曹洞宗。    自荣西传临济禅、道元传曹洞禅之后,中国禅宗各派不断传入日本,禅的宗旨在日本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禅宗否定“末法”的主张,更迎合了当权者和武士们的欢心,遂在日本扎根发展。禅宗是镰仓时代日本佛教的主流,得到幕府武士的格外青睐,乃武士的精神支柱。留宋高僧荣西为日本禅宗之开创者,同时也正是他把中国的茶种带入日本,并对日本茶道之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禅宗在日本广为传布,获得了新的发展,把参透“无”字放在最突出之地位,从而形成了日本禅的特色。日本禅宗与武士道   “武士道”一语,是日本战国时代(约A.D.1477—A.D.1568)才出现的,指日本武士的行为规范、道德修养和精神情操。它是儒、道(神道)、释(主要是禅宗)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意识形态,比较突出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明显特征。“与神道一样,形成了日本国民的一种深层文化心理”。[9]    武士道在平安时代(约A.D.794—A.D.1192)随着武士团的形成渐渐产生,到武家执掌政权的镰仓时代,才兴盛并发展起来。而这一时代,恰恰也是日本禅宗的兴盛期。这一时期,禅宗与武士之间进行了双向选择,这必然导致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在镰仓时代,禅宗有“武家禅”之称,禅宗与武士道的关系,便是这种双向选择的历史产物。故而有人称“日本禅宗是武士的宗教”。[10]但是,武士道作为一种文化的积淀,其产生和发展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般认为,平安中期以后,武士的道德规范已经萌生,当时要求武士不仅要有好的武艺,而且要求不计生死的精神和勇气,还应有谦让之美德。这就是武士道的最初内容。    在江户时代(约A.D.1603-A.D.1868),武士道又吸收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而进一步理论化,当时提倡新武士道理论的代表人物是鼓吹日本主义思想的山鹿素行(A.D.1622-A.D.1685),他的思想在日本起过尊王攘夷、尊王倒幕的历史作用,但也为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种下了祸根。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道进一步发展成为军人的信条,同时也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武器。    因此,就武士道所含内容而言,它是儒、道(神道)、释(主要是禅宗)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意识形态,比较突出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鲜明特征。    自镰仓时代起,武士成为日本社会的统治阶层,武士道的内容也大为丰富和完善起来,特别是武士道和禅的结合,使其精神更深层化了。禅宗应该说是以慈悲为怀,与好战活动本无关系。但在日本,禅却激励了武士的战斗精神。这是因为禅宗的哲学观念和修养方法等方面有助于武士的精神陶冶和武艺锻炼。    “武士好禅”作为一种风尚,起始于镰仓幕府初期。当时武士兴禅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日本古代社会“政治佛教”的影响和“政教合一”的传统,二是新兴的武士政权迫切需要为武士提供精神支柱。在后来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武士道要求武士“崇神敬佛”,借助于宗教的力量为武士提供精神支柱,便是历代武士政权“禅武合一”、“政教合一”的经验总结。    武士道崇尚勇武,鼓励战士视死如归,为君主效命疆场,这一点受禅宗影响极深。禅宗的本体论是它的“空无观”,它要求人顿悟真如,首先要摒弃一切固有的观念,认识到这世界“本来无一物”、“生死皆妄念”。在禅宗看来,生死观乃是参禅悟道的第一要旨,“生不可喜,死不可悲”,重要的是追求,是“心”。禅宗认为“生为梦幻,死为常住”。这种“死生如一”的思想自然会迎合武士“勇武”、“无畏而死”的心理,视生死如草芥的化境,给武士们以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禅宗对武士道的影响还表现在武士“家训”及武士的“礼法”之中。禅宗为了严正宗风使禅僧们能排除干扰,一心悟禅,制定了种种清规。一些上层武士也纷纷效仿,订立“家训”和“礼法”,并逐步演变为“武士之习”,即武士道的规制戒训。最早的武士家训是镰仓时代北条重时订立的《六波罗殿御家训》,“六波罗”本是禅宗用语,指体悟真如的6种形式。此家训共43条,把禅宗清规中的许多条戒加以世俗化、武士化。另外,首立“武家礼法”的镰仓武士小笠原贞宗,深谙禅苑清规,并对此极为推崇,便据清规之内容,制定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武家礼法。日本武士道的许多内容,与其礼法颇有关联,可视为禅宗对其影响的实证。    禅宗主张清心寡欲,提倡“本心清净”,武士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大量吸取借鉴禅宗的主张,提倡克己忍受,不事浮华,排除杂念,摒弃欲望,将此确立为武士的修养及行为规范,成为武士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    禅宗在道德上教人一旦选定进路,则必义无反顾;在哲学上主张生死无别,重视直觉体悟。这些都可成为武家精神之支持力量。而且禅之修行特点是单纯、直截、自恃、克己的。这些戒律式的倾向,与武士战斗精神颇为相合。禅宗除了为达到究极信仰而采用直截方法外,又具有男性精神,要求异常的意志力,这也正是武士所必备的。    自镰仓后期到江户时代,武士中间有许多尊禅者,说明武士的观念与禅有一种内在关系。为了尽到武士所应尽义务,就应具备两方面条件,一是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哲学观念上坚持一种锻炼主义;一是要觉悟到“常住死”,这正需要如禅家那样的修养。武士的许多修养方法,与禅是不谋而合的。    另外,禅又被引入武士的武技之中,影响及于剑法、刀法、枪法及各种武艺,形成许多武术派别。在进行交战时,武士只有斩断生与死的观念,才能发挥真正的勇敢精神。    总之,禅宗与武士道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承传的现象,而且两者之间有着理性的深层的联系。    综上所述,正如乔治•萨肖姆在《日本文化史略》中所言:“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微妙而广泛的,它已成为日本文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