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使

官迷与弃子 奥列格·潘科夫斯基（Oleg Penkovsky）对地位和声望有着近乎病态的渴望。驻外期间，他曾因上司挡路而向驻在国情报机构举报其为间谍。其联络人格雷维尔·韦恩（Greville Wynne）回忆，潘科夫斯基最喜欢听的就是“你将在全世界享有盛誉”，并且非常渴望与大人物见面。 潘科夫斯基曾让格雷维尔·韦恩安排他与英国女王的会面，并说：“我必须和她谈谈，格雷维尔。她应该知道我为和平事业所做的一切。我敢肯定她会和我说话的。”此外，还有传言说潘科夫斯基曾与肯尼迪（Kennedy）见过面。 这种性格弱点，从一开始就让他成为了西方情报机构眼中极易操控的棋子。 而他的搭档格雷维尔·韦恩，也远非电影中那个被临时拉下水的无辜商人。二战期间，他便已加入军事情报部门。退伍后，最迟于1955年就被MI6招募，其名下的两家贸易公司均由MI6出资成立，是标准的情报掩护机构。可悲的是，韦恩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名真正的间谍，但从他最终被当作弃子来看，MI6或许仅是将他用作掩护其他关键联络人的烟幕弹。 他并未参与到潘科夫斯基的逃跑计划（因为该计划根本不存在），他是在匈牙利参加贸易展会时被捕的，而MI6此前并未向他发出任何警告。 格雷维尔·韦恩后来曾写过回忆录报复MI6（书中部分内容存疑，但关于其二战及退伍后的经历有佐证），后被MI6的御用史学家反驳，“He had no previous intelligence experience or training”，坚称他只是个平民，纯粹出于“爱国热情”参与其中，这既是推卸责任，也是对一颗棋子价值的无情抹杀。 实际上，格雷维尔·韦恩只是个替罪羊，KGB一开始也以为钓到条大鱼，最后发现不过是一只小虾米，遂同意了后来的交换。

从未存在的逃跑计划 潘科夫斯基行动的基石，建立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承诺之上：英国人曾许诺，会派一艘潜艇接走他的家人。然而，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从未有过助其全家逃跑的实际意愿。在他们看来，潘科夫斯基的最大价值在于他身处莫斯科，能够接触苏联核心情报。一旦离开，他便一文不值。 行动成员之一，中情局的乔·布利克（Joe Bulik）终其一生都无法原谅CIA的冷酷，他在一次会议中，曾问起如果潘科夫斯基被捕前发现了危险的苗头，他们是否会救他。 乔·布利克回忆说：“他们从未想过帮潘科夫斯基一家逃到西方世界，他们给我的回答是……我们不会去干预他的命运。” 这句冰冷的话，为潘科夫斯基的悲剧命运写下了注脚。 早已布下的天罗地网 潘科夫斯基是如何暴露的？影片给出了戏剧化的解释，但历史的真相更为惊悚：他从一开始就活在KGB的监视之下。 首先，潘科夫斯基最初接触的是美国，他在美国大使馆外游荡了几个月也没找到机会。根据加拿大1991年解密的档案显示，潘科夫斯基曾两次试图通过加拿大外交官传递信件，但均被对方拒绝。据称，报告显示当时递给加拿大外交官的信封里除了导弹情报，还有他写给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和肯尼迪（Kennedy）的私人信件。 后来如同电影里展现的那样，他终于跟美国接上了头，但美国方面并非没有合适的联络人，而是因当时CIA处于安格尔顿的笼罩下，不信任任何“上门投诚者”。在美国方面没有音信后，潘科夫斯基遂与英国接触，与加拿大、美国的接头，实质上增加了他暴露的风险。 当时西方情报网络早已被KGB渗透得千疮百孔。仅当时已知的鼹鼠就包括： 美国方面：陆军参谋长情报顾问威廉·惠伦（William Whalen）、国家安全局的杰克·邓拉普（Jack Dunlap）。 英国方面：海军大臣塔姆·加尔布雷思（Tam Galbraith）的私人秘书约翰·瓦萨尔（John Vassall）、MI6的弗兰克·博萨德（Frank Bossard）和乔治·布莱克（George Blake）。 特别是乔治·布莱克的叛变，直接导致潘鲁阿里·奇泽姆（Ruari Chisholm）夫妇的身份暴露，而这对夫妇的密友、《每日电讯报》的记者杰里米·沃尔芬登（Jeremy Wolfenden）也是KGB的间谍（先被MI6招募，后被KGB策反，还娶了奇泽姆家的保姆）。 鲁阿里·奇泽姆明面是英国外交官，真实身份是MI6驻伦敦情报站站长，而他的妻子珍妮特·奇泽姆就是潘科夫斯基的另一位重要联络人，珍妮特早年曾加入MI6，是鲁阿里的秘书，两人结婚后，珍妮特从MI6辞职。在选定潘科夫斯基的联络人时，MI6认为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珍妮特应该不会引起怀疑。 KGB的官方说法是，在1961年12月30日拍到了一张两人在公园内交换情报的照片后，潘科夫斯基才进入了KGB的视线。这次会面与电影里格雷维尔·韦恩同潘科夫斯基家人碰面的场景类似，只是以糖果盒作为掩护。后来如KGB所言，他们经过缜密的侦察，发现了潘科夫斯基出卖祖国的铁证。但苏联解体后公布的录像显示，KGB最早在1961年1月就已拍到他们接头的画面。为何KGB在掌握铁证后，隐忍了一年多才动手抓捕？ 种种迹象表明，KGB早已知情。曾负责在格雷维尔·韦恩回国后进行询问的MI5高级官员回忆说，格雷维尔·韦恩曾提起一件怪事：KGB在审问他的时候，曾追问他一个名字很怪的东欧间谍，韦恩一直说不知道。后来KGB播放了一段他与此人的录音，韦恩解释说这不是间谍，而是MI6在伦敦为潘科夫斯基安排的一名妓女。但韦恩随即反应过来，他与这名女子的谈话发生于1961年5月，KGB在那时就已经对他们进行了监控。 答案只有一个：为了保护一枚安插在西方内部、价值远高于潘科夫斯基的顶级鼹鼠。 KGB伦敦情报站站长曾在纪录片中说：“第二总局的朋友告诉我自己，潘科夫斯基不是被偶然发现的，我们一直都知道他。” KGB第一总局假情报处处长也曾告诉一位密友：“我刚到假情报处任副处长时，处长曾经告诉自己，潘科夫斯基实际刚被MI6招募，我们就知道了，他是被一名西方的鼹鼠出卖的。为了保护这名鼹鼠，我们一直在看着他们演戏。当我当上处长后，我曾在一份档案中看到一份1961年10月的、关于更换潘科夫斯基家中监控设备的申请表。” KGB一直在“看着他们玩”，直到古巴导弹危机爆发，潘科夫斯基提供的情报价值达到了顶峰，这张牌才被用尽。之后，KGB才收网，将这对他们早已了如指掌的“搭档”一网打尽。 真假难辨的谍海迷雾 潘科夫斯基也并非从家中被带走。1962年10月，他被KGB从国家科委大楼直接接走。而KGB当时的官方说法是它们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潘科夫斯基是鼹鼠了，但如前所述，实际掌握的时间更早。 被捕后，潘科夫斯基在写的忏悔信中曾提议让自己充当双面间谍，他认为自己还有利用价值，并写道：“我能从敌人那里获取比我出卖的还要多的情报”，如果自己背叛誓言，或提供虚假情报、低质情报，“请杀我全家”。 而CIA则在1965年出版了一本漏洞百出的《潘科夫斯基日记》，试图榨干他最后的宣传价值。 真真假假，故布迷阵。在情报的世界里，没有绝对的英雄和坏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和冰冷的算计。每个人都可能是棋手，也随时会沦为棋子。潘科夫斯基和韦恩的故事，不过是这场无情游戏的一个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