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围的夜与雾

繼《天水圍的日與夜》在金像獎獲多個獎項並二度上演，許鞍華拍攝的「天水圍二部曲」，《天水圍的夜與霧》（下稱《夜》）登場。影片以轟動一時的2004年金淑英一家滅門慘案為題材，延續許鞍華歷來對社會現象的女性關懷。香港近年家暴問題日趨嚴重，問題到了清楚浮上水面、無法漠視的社會危機層次，家暴支援更成為2009年整體縮減開支的財政預算案中少數得到增撥的項目之一——當然是否足夠又是外話。《夜》中近鏡特寫麗姐（羅慧娟飾）在錄口供過程中拍案怒吼「這是家庭暴力，不是家庭糾紛！」，可見影片也著意敦促各方注意家暴問題。家暴之恐怖由於有現實基礎，影片的調子非常沉重；有網上影評稱片子到後段顯得節奏拖沓，筆者個人則在影片開始半小時已感到緩慢的重壓。影片從慘劇發生開始倒敘（第一個事發屋邨樓房出現的鏡頭還伴著慘叫聲）——結局不但在片中被預告，慘劇發生後曾佔據各大報章多日頭條，港人更是記憶猶新——然後是鄰居憶述兇手李森（任達華飾）本來慈愛有禮，更有李森載著兩個孿生女身騎單車的輕快鏡頭。而曉玲（張靜初）初出場是飽受虐待如驚弓之鳥的初來港妻子，再接以又有相戀時李森為曉玲洗頭的親密片段。全片在類似的一鬆一緊結構中推進，兩種境況懸殊如天堂地獄，觀眾表面上是可以在輕鬆的環節裡透一透氣，但想深一層更恐怖的是，一個家庭、一對夫妻如何從這樣的甜蜜珍愛，走上滅門之路？那個拒之不得、始終要沉重（暴力及生命威脅）而緩慢（鋪展到各個方面）同時是急轉直下（由「逃出慘案」的可能對照出來）地迎來的結局，可以讓沒有體會過家暴之苦的觀眾，理解家庭暴力的傷害為何這樣大：雖然與其它暴力一樣包含身體上的傷害，然而家庭暴力最恐怖之處是，無處可逃。當「家」這個一向被視為避風塘、獲取最後及最重要支持的地方，一旦成為暴力的源頭，受害人便會失去棲身之所——許多受害人啞忍，無非是沒有信心能夠自己獨立於天地間。因此，影片「冗長」、「拖沓」的感覺，不妨被視為導演讓觀眾體驗家暴籠罩在受害者頭上的無盡陰霾。「無處可逃」一般香港女性可能不太能理解，要走就走回娘家見朋友唱k乜都好啦？但新來港婦女所體驗到的卻是另一個世界：在來港後，以前溫柔體貼的丈夫突然變了樣子，而她身上無錢、家裡有孩子、人生路不熟、家鄉都以為她嫁了好人家，這才是無處可逃。香港「經濟去勢」後的魔鬼一面根據官方統計，在過去二十年，中港婚姻佔香港婚姻總數超過一半。有書籍記錄《是她也是你和我——準來港女性訪談錄》外，最近亦有《同根‧同天空──遇上新來港婦女》出版，裡面頗有看得人驚訝動容的實例，這些女性的遭遇，比電視劇情更離奇悲苦。盧卡奇（Georg Luacs）的「典型人物」理論，是指在特定的時候，在一些人物身上，可以看到政治、經濟、歷史的各種動力之匯集動向。《夜》中曉玲是令人同情的角色，片末鏡頭在少年曉玲外出打工的山路上淡出，也寄託許鞍華在《日與夜》中對勞動婦女的禮讚。然而曉玲是想像的弱勢他者；如果在香港電影的脈絡來看，更具典型人物潛質的是李森，也更具爭議。根據學者葉蔭聰在《今天．香港十年》的訪談中指出，經歷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相對於鄰近地區包括國內的經濟優勢不再，這動搖了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自豪感。李森象徵的就是香港「經濟去勢」後的中年一代。結構性轉型令他失業、致要領取綜援，同時想在內地妻子（包括其家人）身上享受「皇帝」般的統治感，去填補自己內心的空虛。現在愈來愈多港男為避港女到內地結婚，無非是覺得內地女性溫柔聽話；然而這種「要聽話」的要求，會不會導致更多悲劇發生？我們不要以為只有內地女性對香港和丈夫的經濟有著過多憧憬，香港男性對內地的「千依百順」，何嘗不是過多憧憬？李森在鄰居眼中是彬彬有禮的中年男人，與兒子對答親近抵死，甚至與女兒感情甚篤；唯是對於來自內地的妻子，李森顯得毫無人性，以刀威嚇強要行房、在回鄉時垂涎曉玲妹妹、甚至因無飯食而將曉玲的家狗活活打死。影片指向這樣一種觀察：李森代表的香港男性，對待香港妻兒人事時毫無異樣，卻視內地的人為次等、動物甚或物件，把自己的沮喪和無力感，暴虐地發洩在更弱勢的內地女性身上。影片是濃縮、集中地表現了這種觀察，但這種觀察是一種直指人心的洞察，還是太早下定論的「即時聯想」？也許需要時間來證明。兇手的放大與消失我認為影片對李森的處理有點搖擺不定。李森身上體現具普遍性的社會政治經濟動力，而在妻女離家後，他百無聊賴在屋邨石凳上坐整個下午，透視出中年失業男性的苦悶（其實有沒有工作的香港人生活也許都是超悶的），這也是和缺乏社區設施的天水圍社區規劃有關的普遍性因素。在這些環節，觀眾可能會對李森產生同情，因為大環境的因素不是個人能夠輕易超越的。而影片另一些對李森個人性情的著墨，如他給女兒弄單車、給曉玲洗頭、宣稱要和曉玲結婚、到深圳找曉玲時以西瓜刀劃破自己胸腹等，也可能會令觀眾對李森產生好感。但李森的性格是支離破碎的，例如某些大男人的有趣粗豪小節，到後期全然消失。在往四川一段開始，李森就失去常性、好色貪心、嗜血殘忍，後來還有一個低角度陰暗背光暗示「入魔」的鏡頭。影片陷入兩難：殘忍必須是超越常理的，否則不足以對應其滅門的「獸行」；但如果殘忍超越了情節的合理性，觀眾就很難從理性上理解李森的所為。「兇手」在感官上的形象被放大，但同時在知性意義上消失了，我們無法理解兇手，也就難以防止悲劇重演。影片在這些環節，可能受到了煽動感官情緒的媒體報導影響。但這實在也是批判電影的兩難：「有乖倫常」的殘忍可以引發公眾興趣，但事件若從一個普遍性的危機，縮減為個別「獸父」的特殊例子，會減弱社會批判、要求政府正視的論證力量。事實上，許鞍華安排曉玲悲劇發生時麗姐因為遊行而無暇照顧曉玲，也是一個有趣的搖擺——對於以社會壓力來向政府爭取改善，許鞍華究竟有多相信呢？影片中對女性情誼的著墨、對勞動女性的歌頌，許鞍華都是手到拿來信心十足。但在處理李森這個理應是盧卡奇意義上的「典型人物」時，卻顯得拿捏不當。因此吾友熊一豆提出一個犀利觀察：在電影中，真正缺席的是男性、父親。也就是說，經濟去勢後抑壓孤獨的香港男性，心裡究竟想著什麼，也許是我們這個社會都無法知道的，是拼圖裡關鍵的碎片。（見六月號《香港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