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告急

电影的指涉对象可能是外在的，但主要的沟通方式是内在的。无论演者或观者如何理解一部电影作品，在他们极具个人化的解读过程中，他们仍然能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 《江湖告急》虽然貌似一部黑帮类型片，然而其表达方式的另类，荒诞和黑色幽默，使影片的意义指涉已经脱离了传统黑帮片的暴力，血腥和纯粹江湖义气的藩篱，转而追求一种特殊的生存状况下，一个特殊的群体的集体无意识。正如编剧兼监制之一的钱小蕙所说：“这部不是黑帮片，只不过是我们眼中的江湖世界，而江湖不过是一个舞台，所有东西都是虚幻、假象，所以海报要梁家辉得意地跳着舞，用这个画面道出了影片的中心”。 影片以黑帮老大之间的激烈对峙开场，然而平静的镜头剪辑有意无意使应该酿造的紧张气氛隐约消弥于无形，尽管梁家辉高踩在酒桌上手持酒瓶大声呵斥，然而周围旁观者的不动声色，以及台词的莫名其妙，将一场原本可能喊打喊杀的一般逻辑转变成一种痛快淋漓的诙谐和幽默。 接下来就是一段忍俊不禁的舞蹈，梁家辉得意洋洋，心满意足的翩翩起舞，一边忘情地跳舞，一边还告诉大家，当老大不过时不时给小弟们争争面子也就行了。通过画外音的陪衬，我们看到，作为江湖大佬的任因久不仅是所有事件的主角和当事人,同时也是一个旁观者和事件的讲述者。如此，通过叙事方式的移情手段，观者的心理线索也不知不觉随同任因久的娓娓道来而成为影片叙事的一部分。 任因久的江湖自白，以及在黑色舞台上的夸张表演，为整部影片的虚妄荒诞提供了最直接的注解。当身为警察的叶伟信煞有介事的通知任因久有人意图谋杀的时候，谋杀马上就降临了。第一流的狙击手的射击造成了对任因久生命最大的威胁，在如此危险的局面下，任因久竟然还执著于作为江湖帮会龙头老大的面子，对于追查凶手和幕后指使者的指令，也要起一个和他的位子一样威风八面的名字：“江湖告急”。外在的危机状态与漠视危机的心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反差的后果，不仅给观者造成一种虚无的错觉，对于在场的任因久和那帮无聊的兄弟，也仿佛置身于电影之外，意图以局外人的视角叙述某种当前并不存在的事实。 影片往后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了黑社会生存状态的荒谬。虽然打斗、枪击等等亦真亦幻的场面不断展现，黑社会内涵的种种元素也在影片中全盘托出，然而，从影片有意识的对黑社会神经质的描绘，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一幅个人心理生活的画面。对于作为故事讲述的核心的任因久，同时也是作为影片心理主体的任因久，影片画面中所显示的一切，都或多或少的打上了他心理发展的烙印。对于江湖的诸种非理性的事实，任因久最终所期望的是从内心挖掘生活意义的方向。因此，回忆，便成了他找寻意义的重要线索。 吴君如所扮演的苏花在影片的位置，有些类似于《搏击俱乐部》里的玛拉。在《搏击俱乐部》里，当杰克的生活陷入混乱和身份错位的时候，只有玛拉是唯一能将杰克从人格分裂的状态下解放出来的人。而任因久逐渐看透黑社会的虚妄之后，身份在场的同时又爆发着身份失衡的危机，在重新定位找回生活意义之前，苏花是最清醒的一个旁观者。而且，在任因久的讲述中，与苏花的感情也是任本人所有生活中最理智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关公的从天而降，任因久的生命早就已经到彼岸世界游荡去了，关公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影片的荒诞不经，同时也暗示在荒诞不经的同时，任因久死里逃生之后的生活，其实只是逻辑想象的一部分，并非真实的存在。任因久之后的生命是一次死亡之后意义追寻的过程，是对现实不可逆转的命运的重新整合，目的，是让所有对自身存在意义并不明了的个体在假设的虚拟的空间里有一次认清生命本质的机会。虚拟的任因久在虚拟的活着的时候，终于找到了自己在现实、在宇宙中的位置，而事实上，死亡在来临之前，是不会给一个人太多反省的机会的。因此，从这部荒诞影片的叙事之中，我们渐渐脱离了黑帮题材的范畴，转而面向生活和生命本身。 《江湖告急》是近年来少有的香港另类影片。其叙事结构完整流畅，故事脉络并不复杂，主要也就是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但当最后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候，黑色剧终画面又让人亦犹未尽，发人深省。作为香港电影土壤里生成的这部影片，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香港电影人在危机状态下的自我反省，以及香港电影自我救赎的心理诉求，在香港电影史上，肯定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