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柿子

对台湾文学最开始的了解，就是从台湾对大陆的乡愁文学作品开始。余光中的《乡愁》可以说是最耳熟能详的，还有流沙河的那首凄婉哀绝《就是那只蟋蟀》，还有于右任那首悲怆到无以形容的《国殇》。乡愁很久很久在我心中就是对台湾认知的符号，当然这些都是赖及我们语文教材的推广，还有我是很爱很爱台湾的，因为它有神奇美丽的日月潭。看吧，这就是爱国教育的作用。我也越来越理解，为什么台湾去年要改课纲，而民进党不惜拿出发家手段煽动学生去占领教育部。     教育的事先到此为止，现在来说说王童导演的这部作品《红柿子》。王童是台湾八九十年代很重要的一名导演，顶峰时期的作品是《稻草人》，《香蕉天堂》，《无言的山丘》，被称为台湾近代史三部曲，与侯孝贤的历史三部曲有同工之妙。《红柿子》是1997年的作品，也是他关于历史题材作品的终结。这部作品有半自传性质，也给了他之前为什么拍那些历史题材作品答案。红柿子在这部作品里也是符号，就如流沙河笔下的那只蟋蟀，浓缩了外婆对大陆的拳拳乡愁。     看《红柿子》里的主角外婆，不自禁的会想起侯孝贤《童年往事》里嘴里常常叨念着“阿孝咕”的奶奶。然而比起那里面祖母的神经质，老演员陶述塑造的外婆要开朗喜感很多，不过也正是这喜感也引来了当年金马奖时很多人的批评，无缘最佳女主。那届金马是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横扫海内外影坛之时，而这《红柿子》里表达的情怀正与当时的大环境是格格不入的。      当时的政治环境是，李登辉与连战合作，赢得台湾总统大选，绿色势力就是那时候开始抬头，李登辉那时把国民党里与他政见不合的人基本收拾干净，抛出“台独”“两国论”，力争要把中国国民党本土化，至此台湾开始陷入二十年的本土派与外来派的漫长斗争。台湾作家朱天心曾说：“以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来说，当年外省人和本省人是有些差异，但这种差异并未妨害到人们的生活，外省人和本省人正常地交朋友、结婚、生活，并不象美国当年的种族问题一样壁垒分明。台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没有所谓的族群问题，是李登辉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李登辉主政后，不断操弄族群议题，以族群为工具打击政敌、解决党内纷争。”知道了朱天心的这段话后，我也明白了台湾那所谓民主的真正渊源。     王童导演撞着了这个历史时间，他的《红柿子》被金马无视也确实合乎情理。这部片子的整个气氛非常的温馨，有十个孩子组成的大家庭，而被外婆乐观开明又非常有中国传统的管教，一切都井然有序，孩子们都快乐幸福，这样子的外婆真是最最美好的童年回忆。外婆虽然她说她最好说话，住到哪哪里就是家，但是她的内心深处还是茁壮的长着一颗红柿子树，是她魂牵梦绕的永远挂念，所以她偷听到女婿说要反攻大陆，感觉兴奋，可是反攻失败，她又惆怅。老人最后葬于异乡，仿佛也是埋掉了那一代台湾人的乡愁。《红柿子》之后的台湾影视中好像也确实再也没有这方面的表达。也可能是时间冲淡了一切，也可能是年轻一代的崛起，更重要的原因感觉还是在大陆切实生活过的人的老去。     去年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在关注着洪秀柱，很为她感动，感觉她这个外二代身上有一种跨越蓝绿的胸怀，她的作风讲话也是磊落光明，最后悲壮退场，又令人泪沾衣襟。今年的三月她又投入到了国民党的主席竞选，虽然声势浩大，终究还是势单力薄，仿佛现在是一片政治孤岛。他背后最铁的辣椒粉，一直是一群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国民党中已经无权无势，而拥有的只是最浓烈那种对大陆的拳拳乡愁，对台湾美好的殷殷期盼。    有时候又反过来想，我们大陆是否还有盛放那份乡愁的地方，蒋勋好像就说过，没来大陆之前，尽是对大陆的向往，可是来了之后，却是满满失望。我想造成这样的，是因为我们丢弃了很多传统的东西，那些扎根于他们或者他们父辈心中的他们心中的东西。王童导演在新千年之后，也做着重拾中国传统的很多事情，比如他担任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美术设计，出自他精巧理念和细致手工的一袭袭绚丽夺目的牡丹仙女服饰成为舞台最大亮点。所有这些还是根植于他内心的那份乡愁的驱动，是真正的令他们对大陆感觉美好的东西的驱使，不是幅员辽阔，不是经济腾飞。     过完五一，蔡英文就要执政，不知台湾的未来会何去何从。但是我感觉台湾对大陆的乡愁只会越来越淡，直到无影无踪，直到再也不会有一只蟋蟀在一个台湾人的床头夜夜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