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晓维
聂崇岐这个名字，不研究历史的大概都没听说过。我要不是恰好碰上一些与其相关的资料，也不会知道他。聂崇岐，字筱珊，天津蓟县人，一九零三年生。一九二一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三十年代开始留校工作，追随恩师洪业，在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的引得编纂处担任事实上的负责人。编引得的工作他一干就是二十年，很多学者对他这一时期的成果评价极高。我于学术完全外行，但直觉上编引得（index）应该是一项为他人作嫁衣的苦功，想必相当枯燥、寂寞。从一搜即得的电脑时代看过去，这项工作就更如同愚公移山，悲壮而徒劳。时至今日，编引得的学者象排字工、箍桶匠、敲钟人一样，已经进入历史了吧。他编的那些大套引得，是否永远也不会再版了？解放初，院系调整，教会办的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并入北大、清华和北师大。聂崇岐被调到中科院近代史所任工具书组组长，点校了《资治通鉴》、《宋史》，编纂了《捻军》、《中外历史年表》等资料书，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七日因心脏病去世，据说去世前半小时还在伏案工作。
零七年夏天，我在一朋友家里见到几份聂崇岐编引得的手稿。当时我一脑袋生意经，嫌聂崇岐这名头生僻，手稿上又没有署名，就没要。第二年秋天，大老板杜国立在布衣书局网站上开贴卖一批聂崇岐自存的平装书，我赶紧开车到他家里把这批书劫走了。这里面，除了洪业、朱士嘉等人的赠书外，主要是聂崇岐亲自参与编纂，校对的著作。如《中外历史年表》、《史记》、《捻军》等。聂崇岐有在自己所编书的空白页，记录出书经过的习惯。他在《捻军》第一册的环衬用毛笔写的题记最有意思。兹抄录如下：
一九五零年夏，齐致中约翦伯赞先生便饭，邀余作陪。先生谓计划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怂恿致中及余分任“鸦片战争”及“捻军”二题。余于秋初开始蒐录，至一九五二年初，大致完成。会三反运动起，工作停顿。至夏初，又着手整理、标点、编排，每通宵从事，至十一月全部交由中国史学会转上海神州国光社承印。一九五三年一月，开始校对印样，至三月底，全部竣事。故此书之成，自始至终，皆出余一人之手。 方稿之交出也，翦先生谓余在三反中成为重点，单独署名不甚宜，且此种资料丛书亦无只用一人名义者（实则白寿彝编回军起义，即由其一人出名，余虽知之，未当面点破翦先生所云之不合实情），因建议署名由范文澜先生领衔，翦居其次，余列第三。又嘱推荐二人以凑成五人之数。余当时以许大龄、陈仲夫二名应命。孰知翦先生未用许陈，改以其助手林树惠、王其榘二人充选。于是此书编者项下遂居然有五人矣。 一九五八年五月，历史三所开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大会。中间休息时，范先生语余，此后《捻军》再版，可将未参加工作者名字剔去，只由余一人出名，以便名实相符。余以此书已重印三次，若于以后重印时编者一项，由五人变为一人，无乃不着痕迹，因婉言向范先生谢绝。故于一九五九年第四次重印时，编者项下，一仍旧贯，未予改动也。 据段君昌同言，当此书署名之补充二人也，翦先生向其助手五人说和，嗣乃决定用林王二人。段君当时颇不以此种作法为然。呜呼！义利之不明久矣，彼寝馈儒经者尚难辨此，又何责于今之人哉？ 筱珊 一九五八，六，五
这段题跋，近似一篇短文。聂崇岐先说明此书之成完全是一己之力。然后转入与翦伯赞谈话一幕。在此我略说明一下背景：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按照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当时的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巫宁坤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对于聂崇岐“在三反运动中成为重点”，是目击者。在他九十年代赴美定居后所写的回忆录《一滴泪》中有这样一段：“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指控组织“十人团”反动小集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免发发牢骚，讥刺时政。他们必须在会上从实交代，互相检举。有中文系学生揭发，其中一位讲师出过一个作文题目‘从猿到人，从人到？’这个学生愤怒地质问他是何居心？这位讲师吓得面无人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主持会议的党员又指责他斯文扫地。历史系著名的聂教授‘态度恶劣，对抗运动’，立即‘隔离反省，交代问题’。后来我在校园里碰见过他的家属，手里提着饭盒去禁闭室给他送饭。”巫文中的聂教授即指聂崇岐。聂解放前先是在美国人办的哈佛燕京学社做事，后转入中法汉学研究所，一九四八年八月又到哈佛大学东方语文系讲过几个月的中国史部目录学，二十年职业生涯一直跟美帝脱不了干系，加上他为人耿直，成为众矢之的理所当然。
翦伯赞则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当时在燕京大学以“党外布尔什维克”面目示人，实际上早在一九三七年就入了党。翦伯赞作为燕京大学意识形态上的领袖人物，人称“新燕京摄政王”，是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一座策略性的桥梁。翦先生把聂教授找来，先一针见血地点出聂在三反运动中的不利处境，一句话先把聂摁在椅子上，使其在谈话中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然后再提出署名问题。对于范文澜和翦伯赞列名在前，聂崇岐当时就明白已是无可奈何之事，只能接受。但他没想到让自己另外推荐两个人挂名，也完全是走个形式，作个姿态。聂教授不识时务，认为既然事已至此，肥水不流外人田，遂把自己赏识的学生许大龄报上去。聂崇岐报上来的两个名字从翦先生左耳朵进，马上就右耳朵出。最后意外列名的林树惠、王其榘，前者是翦的助手，后者则是他的私人秘书。王其榘是翦伯赞的湖南同乡，还是诗人昌耀的五叔。土改时，王其榘曾力劝昌耀的父亲王其桂到公安局自首，交待清楚历史问题。
著作的署名就是对作者劳动成果的认可，每个作者都会非常在意，聂崇岐对此事难以释怀并不奇怪。他在另一本著作《中外历史年表》的题跋里，也对署名问题发了一顿牢骚。他说：“此书下力最多者为余，次为刘君，次为齐君，翦则总其成者……旋又争名次前后，翦先生与刘固旧交也，意存偏袒。”《中外历史年表》一书最后署名的顺序是：齐思和、刘启戈、聂崇岐、翦伯赞。聂崇岐这次抱怨主要针对的，也还是翦伯赞。
聂崇岐在《捻军》一书题跋中对于和翦会面的描述，虽然着墨不多，但房间里两个人隔心隔肺的紧张气氛，尽在不言中。恰巧几十年后，巫宁坤在《一滴泪》里也记录了一次和翦伯赞的对话，因为已经远离了当时的政治气氛，巫的行文可以无所顾忌。这段描写使我们得以更深切地体会到那些有不良记录的教授面对翦先生时的不安心理：
教授坐在一张红木大书桌后面， 招呼我在书桌前一张椅子上坐下。 他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 “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你交待了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他点了一支香烟，对我吞云吐雾。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一个同仁竟然如此无礼，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我憋著气简慢地回答：“我没什麽好补充的。” “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待一切问题。你一定可以回忆你成人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比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麽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 还有真正的动机呢？” “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 “你是谈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没有什麽重大的遗漏需要补充。我对自己的历史著作就不断进行补充。” “我没什麽好补充的。” “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还来得及，嗯，……” “坦白？ 我没什麽好坦白的。我回国不是来搞什麽‘坦白交待’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关于翦伯赞，周一良的儿子周启博曾写过一篇《邻家小儿话“翦老”》。其中第一段的小标题就是“‘翦伯伯’来头大”。说翦先生穿质地讲究的毛式制服，不苟言笑，一家独居一座楼并配专车，家里有新铺的平整光洁的地板。司机和厨师住在楼外专门加建的房屋里。他的专车在燕东园撞死了经济系樊弘教授的外孙，樊教授也只好“服从政府处理，不让组织为难，好像接受抚恤了事。”
撞死樊弘教授的外孙这么大的事情，尚且不让组织为难，何况聂崇岐著作署名这样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对聂教授的题跋末尾关于“义利之不明”的慨叹，今天如果要给一个评价，也只好说他“毕竟是书生”。
说到这里，就难免让人联想到乔治·奥威尔的政治预言小说《一九八四》。主人公温斯顿在负责篡改历史的真理部工作。开始的时候他隐约觉得内党党员奥布兰是自己的同道中人。我想一九五零年齐思和邀请聂崇岐和翦伯赞一起吃饭时，聂对翦大概也有类似的感觉。小说里，在大多数人生活贫困的情况下，内党党员的住处却华美舒适，有穿白色短上装的仆人、柔软的地毯、奶黄色的墙纸，空气里弥漫着上好烟丝发出的香味。这又很像周启博对翦伯赞家的回忆。温斯顿被捕后，负责对他进行改造的正是奥布兰。奥布兰说：“你的改造分三个阶段，也就是学习、理解和接受。”这里奥布兰又和翦伯赞一样，以改造者的身份俯视那些心存疑问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奥布兰和温斯顿的会面中，在翦伯赞与聂崇岐的对话里，往往一次目光交汇、一个手势、一个声调的变化之间，那个弱者的生活就换了一种颜色。
那么聂崇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阅读了一些评述文章，不过这些文章多是从学术角度谈他的史学贡献。还是余英时教授的回忆最为平易近人：“他是宋史名家，我本来希望能吸收一点他的专长。大概由于系中教学的需要，这一学期他改授近代史。这是中共很重视一门课程，他指定的教科书是范文澜以‘武波’笔名所编写的一本《中国近代史》。但是他并不要求学生细读范书，仅仅用之为讲授的提纲而已。相反的，他每一课的讲稿都是自己根据原始史料另行编定，而且专讲客观史实，条分缕析，尽量避免下政治性或道德性的判断。范书痛骂帝国主义，又斥曾国藩为‘汉奸、刽子手’等等，他在堂上则从不用这一类的情绪语言。我当时只知道他是一位很耿直的山东学者，多年后才从洪业老先生处了解到他的高洁人格。最近读到邓之诚《日记》散篇，我对于他‘态度恶劣，抗拒运动’的情况略知一二，但是他落网如此之快，则是万万想不到的。”
读了这段回忆，再重新看一遍聂崇岐在《捻军》一书中的长篇题跋，我想，他这些藏书既然到了我手里，如果不把这段五十多年前的委屈公之于众，我对不起聂先生。
本文收录于陈晓维《好书之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