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人物，在中国文艺作品中有一些共性：自以为是，对他人的意见不屑一顾，甚至从不正眼看他人，等着别人请，等着别人求，一不满意就发脾气，一不高兴就拂袖而去——总之，从来不正面沟通。
这种不正面沟通的臭毛病，未必是现实中正面人物的缺点，却是中国文艺作品正面人物的通病——至晚，司马迁的《史记》中的人物，就已经表现出这种病态了。
收录机、蛤蟆镜、吉他，是1980年代的符号；还有思想中的新名词，自由、计算机，都是现代化的符号，且包含了太多的神秘；而那个年代电影的符号是，抽烟。
本片中的计算机，成为最高的权威，超越了工作关系，凌驾于管理体系，计算机评价的“傻瓜”被作为有力的武器。是否支持计算机，是区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唯一标准，甚至是夫妻情感的唯一标准——“我只问你一句：对计算机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
本片的计算机小组组长，留小胡子，穿皮夹克，目露杀气，更像香港影视中的打手，也像1980年代的街头流氓——应该是导演刻意的，制造对比效果，试图打破观众的刻板印象。
本片的反面人物，有两个表现得惟妙惟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