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周

道德困境中的最优选择 《二十四周》（24 Wochen 2016）应当是部探讨道德困境中如何进行最优选择的话题电影。既然提到了“最优”，这当然就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算计。功利主义本身就存在道德正当性的问题，在道德困境中再进行功利主义算计是无法让人摆脱困境的，所以，困境中的“选择”只是优劣与否的问题，而不是道德与否的问题；而且，最优与否是行为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社会或他人的判断。任何站在自己角度不考虑彼时他地的道德水准，就来评判道德困境中的行为人选择的行为都是不合理的。 我们接下来可以看看本片中的男女主人公是如何在道德困境中进行最优选择的。女主阿思缇怀孕24周，在进行孕期例行检查时，被发现胎儿患有唐氏症。这种病无论是依据医学还是优生学，也无论从法律还是社会伦理上来讲，都是孕妇终止妊娠过程的合理理由。这本不该有什么问题，但女主是个公众人物，她理应对自己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关键可能还在于一个良心的问题，毕竟在24周时胎儿已完全成型，终止妊娠过程即便在外人看来都如同谋杀，如何让一位母亲来替自己的孩子作决定？这就让女主有点纠结。于是，她在家人的陪同下参观了患有唐氏症的儿童恢复机构，发现唐娃娃如果尽早干预和治疗是可以有一个相对正常的生活的，这让她坚定了生下孩子的决心，这个决定让她和她的男友都非常兴奋，显然，这应当是他们自我感觉“最优选择”后的释然，说难听点就是在对待胎儿上他们解决了“杀”与“不杀”的难题。然而，他们并没有太多地考虑孩子的未来。当他们在家庭聚会上宣布要生下唐娃娃的消息时，所有亲朋都哑然了，因为在他们看来，生下有缺陷的孩子本身就是一种“恶”，虽然，在场的亲朋不好意思如此说出口，但她家帮佣在被逼表达出这种意思时，她直接指责帮佣是个“法西斯”，而出人意料的是，她四五岁的女儿，当时也跟她一起参观过唐娃娃恢复机构，却公然支持帮佣，认为母亲生下这样的弟弟是一种“恶”，显然，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来说，她的这种善恶判断应当是一种本能。女儿的这种反应虽然没改变她的决定，但多少让她感到“生”（善）与“养”（恶）是她的另一个道德难题。 不幸的是，再一次的产前检查，她的唐娃娃被发现还患有先天心脏病，即使她生下孩子，一周内这孩子就要进行开胸大手术以便修补心脏缺陷。同样，在进行最优选择时，她已对自己坚持前半段的“善”的决心有了动摇，否则她不会那么生气她同事在广播上报料她胎儿病情的行为了，但她需要更好的理由来变更当初的“选择”，于是，她和男友又参观医院产房，当她看到有重大缺陷的早产儿就需要忍受手术的痛苦时，她的最优选择不再是当初的选择了。虽然她最终争取了男友的支持，但她面临一个更艰难的抉择：晚期堕胎。 影片一再展现这一点，即晚期堕胎先要对胎儿执行安乐死，这就引起了女主另外的道德困境：（1）谁来决定孩子的生死；（2）作出这个决定的正当理由是什么。对于前者，虽然女主的男友坚持认为他有资格参与这个决定，但女主最后揽下了全部的责任，显然，她的这一资格要求跟她要承担的责任是匹配的。虽然这是个特殊案例，但没人能决定别人的生死应当是个基本的道德命题，即便是尚未出生的胎儿，他的生命权也应当高于一切的，哪怕是他父母的幸福追求权。女主一直纠结的似乎正在于此，她并不认为父母可以决定胎儿的生死，所以，她用了一个委婉的说法，即她必须替孩子作出决定，但这仍然处在道德困境中，因为就如同安乐死，即便是病人的强烈要求也不能作为对他实施安乐死的恰当理由，那么，要替一个一无所知的胎儿来作出死亡的决定就更无道德上的正当性了，无论是基于什么理由。所以，对于后者，女主最后给出的正当理由是不想孩子生下来遭受痛苦，也就是生命的价值问题，以及她跟男友坦诚的，她不想后半生伴随孩子的痛苦一起度过，也就是她自己的幸福问题。当然，能够对外说的理由也只有“价值”的问题了，但生命有价值的标准又由谁来定呢？如果由个人来判定，那就为随意杀人开了方便之门。可见，她是无法摆脱这一道德困境的，她能做的是在困境中尽量进行最优选择。（文/石板栽花 2017年3月12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