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心

《刺心》：“被烧毁的房子”与构筑术 一、在《刺心》边缘 冈扎乐兹与Anne之间构成某种镜像：不仅是以导演的身份，而且是对构建电影更深层次上的原则，或者说轨迹的类同。男大姐对Anne试图找普通人拍色情片的行为质疑：“难道你以为自己是左拉/（自然主义作家）吗？” 这提问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刺心》中的斯芬克斯之谜和真正的核心。Anne回答到：“找普通人来，给我们的影片增添生机！”——这绝非庸俗意义上的享乐主义意图，而是某种程度上尼采式的拯救——如冈扎乐兹一行人试图在“法国新新浪潮”中开启的那样：“一种有生命力的”、“着火的电影”。

这种拯救以“性/同性/情色”类型片为靶子似乎不是巧合。事实上，我们觉察到同性片的某种天生亲和性：与情色元素，与悬疑元素等等；而最重要及有价值的之一，便是与戏剧（曲）元素的结合：阿莫多瓦的《不良教育》甚至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便是明证。 而在这一角度下，再次窥见了尼采式的影子：这里的戏剧/电影，是“悲剧”的现代变形，是《悲剧的诞生》中被日神化的酒神艺术模型——于是，音乐性和面具式的人物/表演得到某种根源上的回应，而这些元素如我们所看见的，得到某些发掘，但还只停留在表面。 冈扎乐兹继《午夜狂欢》之后的这次发掘，试图走得更远：他力图超越《狂欢》中舞台剧式封闭空间的局限，以打造出一个现实的、开放的真实环境，使“生命力”的种子根植于世俗的土壤。姑且不论结果如何，这种探索值得肯定。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探索似乎试图将两种体系进行融合：一面是德里克·贾曼——佐杜洛夫斯基式的“邪典”符号学—形式体系，另一面是阿莫多瓦—德帕尔马式，以及欧荣式的情色—悬疑—叙事的情节剧体系。常见的做法或许是《野小子们》中的那种寓言—童话式造型；但冈扎乐兹选择的是左拉式的道路：这种自然主义或许在李安《喜宴》，甚至在《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以及《每分钟两百击》中得以一窥，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在自然主义中符号虽然存在但隐忍，其“生命”是被压抑的；而冈扎乐兹所做的，或许便是以铅黄片之力将其“释放”出来。 于是，对“叙事”及“细部”的苛求成为本片成功与否的一道真正标准，这一标准内含于其基因之中。因为实际上，我们可以发问：《刺》究竟有多少邪典意味呢？——太少了，实在太少了：不及《狂欢》，更难以望上世纪邪典大师们的项背，如果说这方面是牺牲的话，那么多少还不太成熟。 二、《刺心》之中：边缘者联盟 Guy所经历的“烧仓房”是《刺》中第一座被烧掉的房子；实际上，“被烧毁的房子”、剪辑师露易丝身死的“祭所—影棚”以及巴黎色情电影院是真正的同构：统摄于此的，表面上是享乐主义的复活，而深层是诅咒：对“爱—性”联结的撕扯与分离。 这种诅咒的产物正是从“烧仓房”中逃逸并重生的“鸟（性器意味上）——面具杀手”的组合：被（父亲）打断的性—性器变得“盲目”而危险，被诅咒的爱失去面容，嫉妒而怨恨。 这一对刺客彼此相伴，却无法结合，幽灵般徘徊在现代都市，生成这一边缘者联盟内部的反动意志——而这可看作是“反：爱—性”联结的威权规则投影。 正是在这一点上，联盟内部所有人都被这一规则所标记，并成为叙事的逻辑核心： Anne声嘶力竭的呐喊道：“爱——爱——爱！”，但她真正在做的是指导/命令一群“直男/男大姐/大叔”们进行“硬”不起来的“做爱—做爱—做爱。”于此，爱与做爱之间生成巨大的沟壑而难以被抹平；甚至Anne和露易丝之间的一点点亲密行为也直接导致了她们关系的破产，确切的说，是被应验的诅咒。 唯一真正有价值的人物，如Anne所说，正是从普通人中捕捉到的男子兰斯。他面貌上与某GV演员的酷似绝非巧合：这正是尼采意义上的永恒回归者，是某种差异的生成与重复，拥有真正的“生命力量”。也正是他，才开启了Anne的灵思，才为这一联盟提供了解缚的可能。作为戏中戏的侦探以及最后电影的观看者，他实现了深层的裁断与跨越，并将杀手逼出原型——遗憾的是，这一符号只是如同“受害者”般完成了“超人”的救赎，仿佛对自己的“任务”一无所知，彻底沦为一个单纯肤浅的“演员”角色。 作为结局，导演让观众（另一个边缘少年）将刀插入Guy胸口，终于使一切符号沦陷于“狗血”的漩涡，也揭露出导演的某种误判：作为威权规则的父亲形象始终被悬置，甚至在某个森林的边缘上和自己的女儿“逍遥/禁锢/依靠”，虽在画面之中，但实则游离于画面之外。作为例证的，还有这一联盟与外界的纽带实际上依赖于鸟店主人基因学的神启和警察–机构的救赎，表明其侦探性不过是“内讧”，不过是对规则的承认屈服，于是整个叙事意义的破裂在所难免。有意思的是，影片或许可以被概括为墓地旁失智的母亲，染上某种迷幻的特质，以鲜花试图召唤“生命”的复现，但终究患了病。 一座座房子都被“烧毁”，使得结局奉献的肌肤平面在优美的节奏中，生成某种“自败”的意义：冈扎乐兹和Anne试图为同志情色/生命力找到某种自然主义的“居所”，但影棚和电影院都被烧毁了，它终究再次走向赤条条的空荡布景，拒绝披上被驯服的外衣。 三、在《刺心》之后 事实上，《刺》的缺陷被暴露或许是件好事：这种常见的失智状况某种程度上与现实/现实主义倒不谋而合。常见的批评指出，这类影片沉湎于性爱、毒品、暴力，这并非没有道理。其根源之一正是“爱—性”这一联结的分离。 究其根本，这恰好与真正的“快乐主义”背道而行：在尼采那里，这种分离是“否定”的意志，是一种被虚构的力，将走向彻底的虚无主义；而快乐主义者懂得“肯定”，懂得不去做那负重的驴子和骆驼，而是要轻盈的舞蹈和上升。古希腊的神话永远富有哲理：比起宙斯、阿波罗的多情和花心，正是生成之酒神狄奥尼索斯与阿里安一见而钟情，成为真正的肯定。 另一种危险的倾向是置真正“黑暗”的权力于不顾，如同冈扎乐兹在此处的隔靴搔痒。这不是说必须解析它，而是不能转移它、恐惧它：如果说在生成之路上必定遭遇黑暗的话，这并不意味着黑暗是生成的一部分，而意味着黑暗与它息息相关，等待着被生成所刺穿。 最后，应该相信，冈扎乐兹所做的尝试的确是有前途的。这种尝试必定遭逢巨力的排斥，需要导演真正的才能。譬如伯格曼的《第七封印》，布努埃尔的《维莉蒂安娜》称得上这类融合的先驱；或许更恰当的如意大利帕索里尼《定理》甚至是同样新生女导演的《幸福的拉扎罗》，后者带着某种“被压抑”的魔幻现实主义风味，恰好与冈扎乐兹寻求邪典化的自然主义构成对照。换句话说，《刺》某种程度上失败了，但并不意味着其构筑术的崩溃，我们仍然期待着某种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