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卡特兹的养鸟人

监狱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个神秘的地方。监禁是惩戒犯罪的手段，而犯罪却不是生活应有的部分。监狱不仅作为“国家机器”距大多数人的生活遥不可及，作为建筑场所，监狱在地理上也与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区域相去甚远。这是因为，监禁的第一要义是隔离。这种隔离又表现为外部的隔离和内部的隔离。前者是说，监狱通常建设在荒郊野外，其内部自成体系，和“外面的世界”几乎隔断一切联系。同时，监狱内部也把囚犯一个个分离开来单独囚禁，由此制造出一种孤寂压抑的环境，迫使犯人反省自己究竟哪里不适合继续生活在外面的社会，以达到规训的目的。监狱自身这种实不诱人的神秘感催生了一系列以监狱生活为主题的影片：从雅克·贝克的《洞》到《肖申克的救赎》，从贾木许的《不法之徒》到科恩兄弟的《逃狱三王》，可珠联成一系类型特征鲜明的“监狱片”。监狱片的惯常套路是将监狱视作自由的死敌，越狱由此被赋予了某种正当性，逃犯也获得了同情的视角。而这部《阿尔卡特兹的养鸟人》却难得深入地探讨了监禁和自由之间的张力。故事改编自真人真事。有着严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和轻微恋母情结的杀人犯斯特劳德被判终身监禁，某日他救了一只受伤的麻雀并治愈了它。鸟鸣唤醒了他的天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斯特劳德成了鸟类研究的权威，在高墙下的方寸之地取得了外界专家都无法企及的成就。他在与鸟儿的相处中得到了救赎。监禁剥夺了囚犯对时间的自主支配权，取而代之的是严苛的纪律和周详的作息时间表，并通过强制劳动对囚犯进行“教育改造”。其实不论劳改，隔离本身就已是极为残酷的惩罚。监狱内部是几乎停滞不前的时空，而外部则是瞬息万变的社会，这使囚犯失去的不是再次犯罪的能力，更多时候却是重新生活的能力。就如《肖申克的救赎》中风烛残年的图书管理员老布鲁克林，高墙之外的自由之于他早已过了保鲜期，他最终没有活过出狱后的第一夜。在鲨堡里呼风唤雨的瑞德也感叹自己被“体制化”了，以至获释后如厕不事先报告就尿不出。 因此福柯认为，监狱从未能将怙恶不悛的不法分子改造成守法的良好公民，监狱并没有把犯人“考虑成社会中的人，这是要创造一种非自然的、无用的、危险的生存状态”。于是，囚犯在监狱中呆得越久，就越不能被改造，就越能犯罪。监狱成了社会政治经济秩序运转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越有罪犯，就越有犯罪；越有犯罪，居民就越恐慌；居民越恐慌，监狱体制就越受到依赖。《阿尔卡特兹的养鸟人》的尾声，斯特劳德也痛击监狱体制的要害：“改过自新？你是否知道这个单词意味着什么？未删节版韦氏国际词典说这个词来自拉丁词根Habilis，意思是‘使人重新获得尊严’。你考虑过你工作中的一部分是给一个人他曾经拥有的尊严吗？你唯一的兴趣是他表现得怎样。很久前你曾经对我说过一次，我从没有忘记：‘你应该表现得符合我们的要求。’三十五年来，你没有从你的立场上退让一寸，你要你的犯人们像牵线木偶一样在门外跳舞，这些都要遵从你制定的强制性的价值观，遵从你对服从的要求、行为的规范，甚至还有你的道德感。哈维，那是你失败的原因，你和你整个的监狱管理学都失败了，因为你从犯人那儿偷走了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们的个性。出去后他们迷失了，像机器人，按部就班的生活，但是内心里对你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有很深很深的憎恨，一旦他们有机会报复社会，他们不会放过。结果呢？半数重回监狱……”影片不偏不倚地呈现了初入狱的斯特劳德对待狱友的冷漠无情，甚至还杀了一位狱警，然而我们最后却还能对他产生认同，这说明我们接受了他的转变。但出于斯特劳德一贯的立场，这种转变不能说是监狱体制的功劳，权威总是期望看着囚犯变成一具具行尸走肉，不能接受被剥夺自由的个体在监狱中还能过着完满自足的生活，否则还谈什么悔改？《密阳》中，申爱试图通过宗教麻痹自己的丧子之痛。她终于下定决心去监狱“原谅”杀害自己儿子的犯人，却发现杀人犯竟提前经由主的圣爱获得了救赎，申爱崩溃。这里，身陷囹圄的斯特劳德如何与自由达成了和解呢？ 按照福柯在《主体与权力》中的说法，国家制裁犯罪作为一种针对一特定人群实施的“行动方式”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辖制的对象是拥有自由的主体，这种自由不是作为天赋政治权利的自由——监禁当然剥夺了这种自由——而是个人本位上内在的自由，权力要依靠自由的不服从而起效，相反权力若是逼迫自由转向“自愿奴役”，那权力也将不成权力，而转为赤裸裸的暴力，惩戒者也就失去了其自身的合法性。应该存在最低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的领域，必须划定私人生活的领域和公共权威领域间的界限。“人类生存的某些方面必须依然独立于社会控制之外。不管这个保留地多么小，只要入侵它，都将是专制。”自由主义者们“相信社会和谐、进步，与保留国家或任何一种权威皆无法进入的大范围私人生活领域是能够相容的”，因而要给个人保留一个免受他人干预的私人空间，保有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的领域。因此，权威借种种规训来改造个体的思想（更多时候是润物细无声），统统是不正义的。《末代皇帝》溥仪被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公民”，《发条橙》中“痊愈”的阿利斯一旦萌生作恶的念头就会上吐下泻，这些做法无疑违背了康德的自主性原则：作为自主的存在者，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某人犯了罪，那么我们确实有权以惩罚来“报复”他所犯下的罪行，但我们无权操纵他的个性来违背他的个人完整性。否则个人自由的最后一块领土都失守了。小金丝雀的破壳而出寓意着斯特劳德的重生，鸟象征自由，斯特劳德将自由的秉性寄托在了鸟身上，从此他能够在铜墙铁壁中安之若素。我们可以想像，西绪弗斯在也曾某一刻终于发现了巨石中，能够支撑起单调生活的意义。但另一个问题发出了警惕，这种心境的平和乃至超脱，会不会是逼仄的环境导致的心灵萎缩？形成的适应性偏好使人甘心放弃了抗争？这自然是不可揣度的。但我相信斯特劳德并不是，不仅因他取得的惊人成就，也因他从来没有认知自己是传统意义上的囚徒。 精神的修炼固然能够缓解外在权利的缺失造成的心理创伤。但这种填补却不能代替空档。正如阿伦特主张的，政治权利必须在公共领域的行动中去实现，集体行动的抗争必不可少，否则就会形成滑坡：你总是对被剥夺的权利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态度，当权者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剥夺，直到你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