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爱

《遥远的爱》这部完成于1948年的电影，导演陈鲤庭在1941年曾经导演过俄国讽刺作家果戈里的知名戏剧《钦差大臣》，1942年导演根据郭沫若的话剧改编《屈原》，是一个话剧-电影导演双重身份、双重实践的范例。同时他也完成了电影理论著作《电影轨范》。1948年完成的这部《遥远的爱》，根据抗日战争焦灼相持阶段一个家庭夫妻两人从最开始的相爱，到最后分道扬镳的历程，讲述了余珍这位出生地位低下的小大姐，如何从最开始深受封建思想和旧习俗的束缚，到渐渐接受了她的主人和丈夫的改造，而成为一位心怀天下、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女性。和之前出现的《明末遗恨》等影作相似，在《遥远的爱》这部作品之中，采取了一种守旧的丈夫 开明进步的新女性这样一种二元结构对称的方案，当然，和当时抗战题材的所有其他电影一样，这部电影的记录性和新闻性，抗战动员的政治意图，在影响方面要远远超过它在情节和艺术性上的完善。和好莱坞同时期的电影大片相比，这个时候中国电影确实面临着叙事上的、审美上的、工艺流程方面的短板，但是这并不妨碍包括《八佰壮士》在内的电影几乎同步地参与抗日战争的民族动员，形成一种独特的充满活力的文化政治实践。 电影本身是一种政治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和消遣。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抗战电影足以跻身于世界电影之林。影片的前半部分是一个皮革马利翁式的故事，一位博学的教师在跟自己的妻子观念不和而离异之后，选择从自己家庭出身低微的女仆这个不识字但一心读书、好学上进的女性入手，对她进行改造（类似《窈窕淑女》式的社会实验）。“改造”这个词本身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意味着某种新女性的创始，女性经由男性五四新文化的接受者而“创造”出来，它本身是一种新人、新文化的设计工作。 但在影片的展开过程之中，我们发现导演批判性的锋芒指向五四新文化一代的知识男青年本身处境上的尴尬与暧昧。一方面他们想要妇女解放自己，另一方面却要享受自己对女性的控制，希望女性成为家庭之中的贤妻、良母，而这是受到左翼运动影响的余珍们所无法接受的。 影片后半部分走出了皮革马利翁故事的原型，涉及余珍如何从丈夫/“主人”对她的教育慢慢接触妇女解放运动，最后投身于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一系列战役，成为抗日医院的护士，抢救伤员，帮助运送物资，在乡下动员百姓，掩护撤退等等，而她的丈夫与她的每次相遇，都目睹二人更加渐行渐远的关系，最终到无法交流的地步。尽管口口声声的在教室里教导大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他最终却成为一位“唯心主义”的逃跑分子，夸大日本飞机坦克的技术优势。 影片赋予女性的激进进步价值和男性的保守退缩价值，展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性别政治空间，和那个年代特殊的文化政治编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