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的孩子

2005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这个时刻，仿若一道姗姗来迟的强大光线，将太多早已入土或行将入土的民间抗战故事一一照亮。突然间，我们不用再通过历史教科书，而可以从报纸上、电视专题片、身边的同学朋友甚至从自己爷爷奶奶那，听到众多“父辈的旗帜”般的传奇。电影的友谊意图：遭遇敌意现实应景般的，太多纪念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缓和着敌对的两岸关系；国际人道主义勇士重新出土，告诉我们，历史上，有太多太多的义无反顾的外国人，为处境凄惨的中国人奉献生命。纪录片，在打捞和最后挽救着那些“放一封炮仗就不在一个的老人”的抗战故事；剧情片，则塑造出一个个新的辛德勒、白求恩，让中国观众挥泪感动。影像里，我们通过纪录片《南京》，认识了又一个辛德勒——约翰·拉贝；通过剧情片《面纱》，发现了又一个白求恩—— 沃特·费恩 。 然而，历史和电影的双重努力，并没能让西方国家消除根深蒂固的“中国威胁论”。有多少西方人在影像里关照旧社会可怜兮兮的中国人，建立自己活菩萨形象，就有多少西方人在现实中阴谋论地对待当代中国的每一起事件，一厢情愿地渴望做民主的救世主。似乎，振聋发聩、感人肺腑、无国界仁义，这些褒义词只能属于历史故事和商业电影，而意识形态分歧、世界观对立冲突，却一直可悲的留在诸如西藏问题这样的现实新闻判断中。 为此，那些讴歌国际主义勇士的电影，其现实作用不免让我们深感失望。观影众多的朋友还能在更多的影片里，发现柬埔寨和卢旺达的辛德勒（《杀戮战场》、《卢旺达饭店》和肯尼亚的白求恩（《不朽的园丁》），甚至日本也根据“真实故事”炮制了自己的辛德勒，在二战伊始，从德国纳粹魔爪里拯救众多可怜兮兮犹太人的日本驻扎波兰大使（一部参加过圣丹斯电影节的短片，不记得名字了）。面对此种“感动中国人物”与残酷现实对立的窘境，我们只好选择去90分钟的商业时间里，花钱购买简单的感动。 电影的叙事结构：多部传统电影的杂锦 前仆后继着，《黄石的孩子》又带着真实的感动中国故事来了，一个英国白求恩带着孩子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小长征”，并最终如白求恩一样，不幸死于破伤风。顺路，这位名叫George.Pig的记者带上了一段尚属严格符合历史的“民间抗战史”；带出了一段如《地中海》世外桃源般的孩子王故事和一段有得有失的《辛德勒名单》；带上了两位国际华人巨星周润发与杨紫琼，以及澳大利亚女士米歇尔，多多配对，以便展开男人间的国际版《英雄本色》、阿庆嫂智斗国军军官的《沙家浜》、男女三角间的《卡萨布兰卡》以及独剩一对男女后的《面纱》故事。 既然无力改变国际现实，那能尽可能多的揭示一段埋没多年的教科书外历史，也是难能可贵的，更何况，这是一段新奇的民间抗战史，一次不为人知的“童军长征”，绝对具有纪录片和专题片跟进的二次开发价值。制片方和导演至少没随意去雕琢一个“想象中的中国”，而认真考察了抗战的那段历史，分得清新四军和国军那种随时可能剑拔弩张的微妙合作关系。当然，稍具地理常识的观众已经发现，电影中从湖北黄石到甘肃兰州的“童军长征”决不可能只有500英里。据片中孤儿之一“老四”的原型聂广淳介绍，何克当年并不是带他们从黄石逃亡，而是从陕西的双石铺，有可能小说原作者将双石的拼音(shuangshi)错写为黄石(huangshi)。 作为外国人旁观中国的视野，这样的地理差错情有可言，可电影却并不舍得只是专心打造一部表现艰苦卓绝的“长征公路片”，以及重点刻画在此征途中乔纳森扮演的男主角的思想成长史，而企图面面俱到地去拥抱商业片的大多数要素：爱情、友谊、险情、欢笑。可惜所有这些要素，并没如一部出色的商业片那样，被进行了合理的组接。“童军长征”开始前，记者何克和其他电影中的勇敢战地记者一样，机智地混到了红十字会的卡车、通行证，来到了屠杀中的南京；和《萨尔瓦多》、《杀戮战场》不一样，他完全没机会抢救自己的摄影作品和同僚，被新四军陈杰克救出之后，电影出现了《英雄本色》般的酷味，用以配合周润发深入人心的传统形象。被迫进入“童军教学营”后，何克成为一个孩子王，这时的黄石也宛如意大利电影《地中海》那样的世外桃源，施肥种菜、打篮球学语言，男人守在孩子的摇篮边,女人巡逻在中国的最前线，共同分享着那个“军功章”。接着，或许到1941年国共合作出问题那时了，杨紫琼扮演的生意人登场，救出英国记者，而自己却无法如“阿庆嫂”那般与国军智斗，只能如王佳芝般献身。黄石呆不下去了，“童军长征”开始，这时为了《卡萨布兰卡》般的“一段伟大友谊的开始”，陈杰克选择了与枪为伴，将儿女情长的事留给这对西方人。“童军长征”结束，在宛如《阿拉伯的劳伦斯》里那些骆驼骑兵的陪伴下，记者何克与护士丽终将孩子带到了塞北山丹。正欲打造甘北的好江南和为革命“播种”之际，丽与何克的关系却不幸地沦为同《面纱》一样的“和谐医患关系”，最终与《面纱》殊途同归，同样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男死女悲。 电影的生产模式：大时代个人史的一次次复制 虽然《黄石的孩子》并没寻找到一个最合适的表达焦点，但它还是以国际化的精良制作、大牌的华人明星、历史场景的真实还原、中国大地的风景展现吸引了国内外观众，算得又一部从制作意义上成功的合拍片。而苛求外国导演对中国的“正确认识”甚至怀疑其善意的出发点，也未免显得太刻薄。毕竟，从1930年代好莱坞演员扮演中国农民的《大地》，到冷战时期对“黄祸”恐惧的寓言般的华人黑帮片，再到今天《伯爵夫人》、《面纱》、《黄石的孩子》这样的“外国人的中国往事”，西方电影人在逐渐克制自己的“事先想象”，而进一步地吻合着我们自己的认识。 只是，我们总该相信和要求，这样的合拍片理应做得再出色些。把辛德勒丢到肯尼亚，成就《不朽的园丁》，再丢到中国，成为《黄石的孩子》，然后科索沃、伊拉克又有了下一个救死扶伤的英美记者。这样变化着个人身份和名字，丢到一段段大时代里去复制的事情，确实太简单也太没意思。这些人，这些事，可以成为类型片，可他们埋没于历史的过往绝非一个统一的类型套路可以彰显，这样的复制，只能埋没他们的历史光泽。等到我们也有足够的材料和能力，去再现我们自己的辛德勒，那些帮助过犹太人的上海人时，并不希望只看到又一部《黄石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