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谋杀案

警官，你好，为了邀请你参观我琳琅满目的家具，我精心策划了一场谋杀。 不少谋杀案的潜在动机或许都是源自于对家具的迷恋与展示财物的欲望，正如城市中警察与逃犯的追逐镜头生动具象地展开了街巷楼宇的建筑结构，谋杀案件与侦探电影也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展开了房屋与卧室的空间质地。谋杀与犯罪的发生给予都市间飘浮的窥淫欲以合情理的借口，使得警方义不容辞地成为城市间秩序与隐私的干预者和僭越者，而观众的眼睛也伴着警方的介入，名正言顺地成为整个事件来龙去脉与多个空间门室屋厅的偷窥者。 借用形式主义的一些巧妙说法，谋杀案是对于家具财物与私人空间的陌生化，这意味着过去不入流的犯罪调查被上升为文体流派的正宗，人们得以借此“第一次”看见家具。侦探视角的描述语调则是对于家具的一种修辞格，它的目的在于使人保持新鲜感，而不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侦探推理的动机和凶手遗留的线索使得家具成为一种有所保留的承诺，它保证了观赏与思觉的意义本身。 借由犯罪与凶杀，观者的眼睛得以接触到房间中隐秘的私情与琳琅的家具，反过来说，也正是渴望揭秘私情和展示家具的强烈欲念，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凶杀案的发生。《电话谋杀案》描述的便是这样一个故事，Tony弄巧成拙而精心策划了一场谋杀案，以此来揭秘Margot同Mark的私情，作为对于女方的惩戒，同时也反映了Tony对于家具物品的特别迷恋。 这种恋物癖式的痴迷在影片不少地方都有体现：

他在警方调查完案发现场后会精心地整理褶皱的地毯，一丝不苟地将其铺平。

Swann先生触碰完相框后，Tony会小心地擦去指纹。

他邀请在场的警员喝茶，有条不紊地端出每一个杯子，似乎是在邀请警众作为难得的客人参观他的房子和物品。

在向妻子阐述Swann先生入室盗窃的目标时，编造他是为了偷取他的网球奖杯

可以从各个细节看出Tony真的很在乎他的网球事业和过去的荣耀

自然也不必提起墙上如数的相框和油画，不必说Tony对缝纫包的了如指掌，也不必说起具有东方风情的家具点缀，总之Tony和其他案件中的男子相比，很特殊的一点在于他对这个家是抱着深情的依恋与关照的，这表现在他对于家中事无巨细的过问和整理，表现为对保持家具整洁与安放秩序的强迫症，表现为在家具物品上寄托的强烈个人情感与私人记忆，比如网球比赛照相、奖杯与在剑桥的合影。 这种特点一方面属于一个精明到完美的罪犯，他会尝试抹去所有蛛丝马迹的败笔，另一方面属于一个勤劳顾家的中年男人，他对于家庭安全与婚姻完整具有绝对的偏执，以至于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使其紧张到难以忍受，这种偏执在影片中的现实反映体现在对于家具的迷恋上：类似于恋物癖是对于创伤和无法满足的欲望之回应与弥补，家具迷恋也治愈着男主关于网球比赛生涯的创痛，安慰着他因网球比赛而支离破碎的婚姻与人到中年一事无成的郁郁失志。

在和Swann的对话中，可以看出Tony将婚姻的破裂与爱情的源头都归于网球，分别作为一个不被支持的参赛者和网球比赛明星

这种家具迷恋其实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下面主要就我所知分三个部分来随便谈谈： 1.财产与家具

首先要从门左边的这幅画讲起，它让我想起庚斯博罗的一幅风景画，继而让我想到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的第三集“财产与艺术”中一些发人深省的话。（我以为这并不是牵强附会，而是本雅明所说的“事物之间隐秘的联结”）

庚斯博罗的风景画我们看，我们买，我们也收集昂贵的物品，但最昂贵的物品已经变成了油画本身。油画一般都描述物品，这些东西都是现实中能买到的，画一个东西，放到画布上，再把它放进家里，画里的东西，通常和外面买到的一样真实。如果你买一幅画，你也买下了画中物的表象。绘画常常呈现财宝，不过绘画本身也成为一种财宝，美术馆就好比宫殿，也像是银行……画中意义丰富的物品成了收藏品，那些开得了宴会，买得起牛马房子的人，把他们每代人的肖像都挂在墙上，用绘画来歌颂世代传承的权力和财富，绘画描述了这种优越感的基础。——约翰·伯格《观看之道》

《观看之道》的截图

换句话说，约翰·伯格指出油画的一个重要功能——记录并显示对于财物的占有。这种传统即使在风景画中也有其延伸，他在评论庚斯博罗的风景画时如是说：

“画中他们所处的自然并不是卢梭式的自然，这是私有土地，态度显而易见，要是要是有人偷了个土豆，他有可能被当众鞭挞，私闯领地的处罚是驱逐出境，毫无疑问，这幅画最重要的乐趣是能让安德鲁夫妇（画中的主角）能把自己看成是私有领地的所有者，油画技巧又把这种乐趣重新渲染成了他们的土地，并增强了这种乐趣”

《观看之道》中的截图

真是发人深省的文字，侦探小说和电影在其产生之初是否也有可能承载了相当一部分对于财物占有的乐趣呢？随着侦探巨细靡遗地调查一个庄园，一栋房间，一座地窖，财产所有者的财富（如果他的罪行还没有被昭彰的话，那么他将继续光荣地占有这些财物，但我们都知道为富不仁是一般套路，那他大概率是危险了）也一步步彰显在观众的眼中，侦探小说和电影也借此承担了与油画相仿的对于个人财物的展现，而失去了牧场和庄园的现代都市中这种展现的主要载体往往是家具。 都市中的侦探小说和电影又和庚斯博罗的油画有着极大的不同，如果说上面提到的画中安德鲁夫妇享受着占有树木、土地、天空、蔬菜和羊群的乐趣（一种丰饶的乐趣），那么《电话谋杀案》里Tony借助满墙的照片和油画，在贫乏与瘫痪中表达着一种渴求占有的欲望，城市网格中卑微的甲壳虫渴望着天空与自然，为婚姻放弃网球事业的他将过往的奖杯和照相挂在最显眼的位置作为怀念（他的妻子其实并不在乎），中年失魂落魄的Tony借由剑桥的照片回忆起曾经人上人的光辉日子作为适时的慰藉。

如果说庚斯博罗画中的安德鲁夫妇在丰饶中享受荣耀的乐趣，那么Tony便是在贫乏与瘫痪中谋求着失落的慰藉，有趣的是Tony在面见Swann先生时假装拄着拐杖，正如所有的贵族和落魄贵族一样，伪装着外表的体面，支撑着垮掉瘫痪的精神，家具承载着他精神与记忆的创伤，正是这种创伤促成了他策划犯罪的动机。

对家具的迷恋也表现为Tony对于家具有类似鲜明的领地意识，比如他和Mark撕破脸后逐客的果决

2.雷蒙德·钱德勒情结 希区柯克的《电话谋杀案》在气质上非常接近于雷蒙德·钱德勒式的硬汉派小说，表现为对解谜的智力游戏明显缺乏兴趣，而将侦探故事当作观照人生的严正艺术，侦探主角不再是高人一等的神明，而化为偷情郎和小说家，一桩电话谋杀案照着两个中年小人物日复一日在泥泞、尸体和欺骗中前行的身影，他们犬儒而粗鲁地迈向一个晦暗的目标，希区柯克的幽默之中饱含着辛酸，旁观着大都市的罪恶和婚姻道德的困境。

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1888-1959

全片充满着硬汉派的直截，不屑于藏遮情节，或是变转叙事，最明显的证据便是借侦探小说家Mark之口对完美犯罪与本格推理的讽刺：

Tony后脑勺面向观众的镜头简直是神来之笔，可以想象他此时的表情一定很精彩。 这处桥牌的譬喻作为影片情节的伏笔，暗示了后面Tony在策划谋杀中犯下的很多愚蠢错误，结尾的氛围正是“never realize till I found everybody was looking at me.”

特别有趣的是，我依稀记得Atwood在《好骨头》中有一章调侃雷蒙德·钱德勒关于家具方面的迷恋的短篇《爱上雷蒙德·钱德勒》：（摘抄如下）

好骨头8.2（加）阿德伍德（Atwood,M.） / 2009 / 上海译文出版社能和雷蒙德·钱德勒来上一段风流韵事该是多么愉快！不是冲着那些残缺的身体和酸叽叽的警察，也不是冲着潜在的、别开生面的性爱，而是因为他在家具方面的兴趣。他知道家具会呼吸，有感觉——和我们不一样，是以一种更受抑制的方式， 就像“室内装潢”这个词本身——家具折射出霉斑和灰尘的整体感觉：一束投射在古旧衣服上的阳光，一捆扔在廉价办公椅和椅背上的磨损的皮革。我想着他那些沙发，被填塞得圆鼓鼓的，罩着丝缎，是一种苍蓝的色调——他那些残忍冷酷、无实体的金发情人正有着这种颜色的眸子。那些沙发缓慢地跳动，犹如冬眠的鳄鱼的心脏。我想着他的那些躺椅，它们都配有不怀好意的枕头。他对草坪和温室也了如指掌，对汽车内部装饰也是行家。我们的风流韵事将会以这种方式发生：我们将在旅馆或者汽车旅馆见面，昂贵或者便宜的都行，这不打紧。我们会进入房间，锁上门，开始探索家具的秘密，用手指抚过窗帘，摩挲壁画镜框上的假镀金，抚过真正的大理石，抚过奢侈或俗气的卫生间水槽里破了角的瓷砖，吸入地毯、旧烟头、泼翻的琴酒的气味，吸入速战速决、毫无深意的性爱的气味，或者吸入从英国进口的椭圆形透明香皂那馥郁而抽象的气息——对我们而言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对家具的反应，以及家具对我们的反应。只有当我们嗅过、抚过、摩挲过房里的家具，在上面打过滚并将它们的味道铭记在心后，我们才会扑入彼此的怀抱，扑到床上（加长型的？桃红色的？会嘎吱作响的？狭窄的？有四根床柱的？配有羽绒被的？铺着柠檬绿的绳绒织物的？），终于做好了准备，要把刚才对家具做的一切在彼此身上再做一遍。

文风相当有趣的短篇，也具有极端敏锐的洞察力，可以说是非常Atwood了！硬汉派的侦探小说写作或许天然地和家具迷恋不无关系，这其中的道理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只是在看《电话谋杀案》时又产生了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或许是由于“硬汉”强烈的性欲和特殊的性癖吗？还是说硬汉派粗线条的文风中需要复杂的家具描述作为调和？我至今也仍然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 3.到底是人群使我们变得模糊，还是我们所占有的物品？ 最后，我想起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中的话：

侦探小说最初的社会内涵是使得个人踪迹在大都市人群中变得模糊。

这里的“个人”在本雅明的语境中更具体地指向“闲逛者”，随着现代城市的兴起，闲逛者得以随意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关注着城市的隐秘空间，守护着自己的孤独，正是这些闲逛者在人群中藏匿着罪恶，遮蔽着罪行；值得一提的是《电话谋杀案》中Swann和Tony便是典型的闲逛者的形象，以那段酒吧中初次见面，之后Tony偷偷跟踪的发现云云最有代表性，简直像极了爱伦坡的《人群中的人》，城市中云游的闲逛者似乎都带着彼此不可告人的罪恶而生活。

然而对于家具的关注使得我们将目光移向闲逛者占有的资产和财物上，或许不仅是侦探小说中的闲逛者藏匿模糊着个人行迹，其所占有的家具也模糊着他们的面貌，使得他们得以隐匿在照相、奖杯和人偶的背后，通过对于家具“物的迷恋”遮藏自己的行踪，隐瞒自我的欲望和罪恶，尝试谋划完美罪行的实施，最终使得自己的形象和犯罪的证据在物的迷阵中模糊变异，杳不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