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

（文/杨时旸） 如果说《使女的故事》是针对女性被物化为生育机器后一种抽象的、象征的、未来化的恐怖图景，那么《塔利》或许就是更真实的、可切实感知的、每个母亲都感同身受的实际困境。它讲述了一位三个孩子的妈妈被生活压垮的故事，所以，很多观众——尤其女性观众，把这个故事当做了一种醒世恒言，但这个故事绝不是单纯的展露生育与养育之苦，不是贩卖女性悲戚，更无意于批评其中作为男性代表的父亲的责任感缺失，如果只这样去理解，那就实在太过流于表浅。《塔利》中的故事并没有男女对立，不存在口号和拳头式的表演性女权，也根本没有令人反感的大男子主义，它更多的只是在真实展现家庭生活的真相，一种繁杂的、琐碎的、甜蜜与窒息交替上演的真实图景。生活走到这一步并不是谁痴傻，谁算错，谁懦弱，只是生活本身有时像甜蜜陷阱，让人就想纵身一跃，却发现糖浆之下满是泥淖，而泥淖中又潜藏宝藏。 《塔利》的主角是两个女人，即便再加上这故事里的丈夫，以及三个孩子，但它仍然算是独角戏，其他那些角色不过都是陪衬，都是道具，都用来增添麻烦，制造障碍，而更重要的是，那个夜间保姆塔利更是个幻影。很多人会觉得这故事到结尾处算是一重反转，揭开真相，但实际上对于熟悉这类套路的影迷而言，故事发展到一半——母亲马洛和塔利在后院喝酒畅谈的时候、一起去往酒吧的时候，一切就都已经昭然若揭，因为她们互相聊天的内容、方式、来言去语都明确无误地显示出，这就是自我的独白与剖析，而之后那些两个人愈发契合的知心话与爱好，那些明确透露着“我当年就是你的模样”的言辞，简直已经不是暗示而是明确了一切。塔利是马洛的分身、本我、曾经的自己和幻想中应有的样子，在被现实重压之后，挤压出的一个斑斓的泡泡，放置于自己的旁边，以便能够对话、能够解惑、能够屏蔽现实，能够当做借口，能够增加勇气，能够让自己重整旗鼓。马洛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中呢？两个年幼的孩子，其中一个有些心理问题，第三个孩子又刚刚降生，丈夫忙于工作养家，闲暇时只依靠打游戏解压，马洛不得不困于琐碎，送孩子上学，给婴儿喂奶，独自面对走形的身体、渐渐流失的自信，所有惶惑无人可诉，但生活依旧步步紧逼。 《塔利》并没有批判一方，而歌颂另一方，丈夫在床上戴着耳机打游戏，并不是要用凌厉的眼光去审视他的不负责任，而描述母亲马洛的操劳也不是赞扬母性光辉，生活就是如此，总莫名其妙地就形成了一种既定的格局，生活无法像公益广告里呈现的那样，父母两人终日挂着微笑，不知疲倦地与孩子们嬉闹，第二天还精神抖擞地对着朝阳问好，去往公司运筹帷幄，烦恼似乎永不存在。《塔利》中安排了一个这样的对照体系，马洛弟弟一家，有保姆操持一切，夫妻俩只负责表演生活品质，但看起来，那一切更像是嘲讽，那注定不可能是大多数人的真实生活，所以那些情境被展现得造作又扭捏，而一旦转换回马洛与丈夫房子，一切就事无巨细地真切起来。 《塔利》之中有一个有趣的暗示，关于性别，“母亲”这个角色被塑造成一个超越性别而存在的客体，一旦一个人成为母亲，她就已经不被当做一个“女性”，而只是一个“母亲”，女性所有的特征、欲望、需求都被母亲的身份所遮蔽和覆盖，进而，甚至作为一个“人”的身份、权利也被下意识地缩小和隐藏，“母亲”像一个硕大无朋的概念，无限延展，吞噬一切。从这个意义出发，《塔利》的核心则是一个人与这种观念的抗争，以及更重要的——作为母亲的“我”与作为自我的“我”之间的抗争。个人身份与母亲身份之间会形成奇妙的张力，文化惯性、家庭现实与自我意识之间彼此拉锯撕扯，故事中的马洛则代言着文化惯性的一端，而她臆想出的保姆塔利则是内心和本能的一端，她们彼此试探、交锋的回合，就是一个真实的陷于生活的母亲的内心自我缠斗。 游弋的美人鱼是自我的出窍，最终拯救自己，给孩子的心理治疗最终变成了拥抱，幻想的塔利消失无踪，现实的马洛最终还魂，她是否可以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应对生活，应对母亲的身份与自我的索求？所以，这故事无关女权抑或男权，更关乎于自我意识和自我救赎。